那天中午，笔者在上海国际饭店参加一位亲戚的婚礼，宴席上有几道乡下人从来没有吃过的沪帮菜，响油鳝糊、赛蟹粉、松鼠大黄鱼、春雷一声响(“三鲜锅巴”的菜谱名)。
谁知正是这一天，果真地惊天动地“一声雷”了。
那天下午约四、五点钟的光景，我正在上海亲戚家喝着茶、聊着天，亲戚家上初中的小妹妹嚎哭着奔上楼：“毛主席死了”！“毛主席死了！”扑到她母亲的怀里：“姆妈，毛主席死了！”“姆妈，毛主席死脱嘞，哪能好？”在这母女俩互搂着肩膀痛苦的档口，那坐在一旁的新人也嘤嘤地哭出了声：“我哪能家加触霉头，选了这么一个日脚结啥婚？”
我无言地走下了楼，走到华山路和乌鲁木齐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路上的行人已经有人开始戴上了黑袖套。下午的天空是灰暗色，马路是死寂的，近处的公共汽车站，不时有一辆辆公交车进站又出站，没有一声喇叭响；走路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一个一个都面无表情，肌肉僵硬，不敢说一句话，似乎连屁也夹着不敢放。
我踯躇在路口，平视着、环视着，不住地喃动着嘴唇，一遍一遍地在心中默喊道：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带着对新时代模糊地、既不热切也不明确，却分明存在的希望，心情非常非常地平静。
我已经没有什么悲伤，我的悲伤早已在周总理逝世时耗尽了；我也没有眼泪，一滴眼泪也没掉，我的泪水早已在周总理逝世时流干了。在“大逆不道”的小窃喜中，预感到天要变了，要变天了，真的要变了。至于变好还是变坏，快来还是慢到，却无从确定。我们受够了，变好变坏不重要。国家已然如此不堪了，我们的失望至绝望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即使再坏一点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要“变”。当时还以为就像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当权的那个样，换汤不换药，至于后来发生了那么快、那么大的巨变，我等小民却真还没有想到。
掰着手指数过数，中间仅隔27天，“四人帮”就悉数被擒了。
“幸福”来得如此地突然，大喜而大笑。说皇天有眼；说恶人终有恶报；说总让我们等到了这一天。“白骨精”、“苏妲已”之类的话骂不停。或有几个知己朋友相聚小酌，家乡的“米酒”筛了一碗又一碗，“三公一母”的四只螃蟹吃了一次又一次(反正那时的螃蟹也就两、三毛钱一斤)，一边吃一边骂。我的一位中学女同学的丈夫在南京长江大桥当工人，不知何故他已经长久在家息着。我被邀到他们家去喝酒。这位工人也有中学文化水平，一向也关心国家大事，据说还当过南京“屁派”的小头头，喝着喝着，他就勃然而起，剑眉倒竖，指着壁上尚未剥去的宣传画大声骂道：“妖狐逆畜，也有今日。”我则对着加了黑边的毛像感慨万分：你不是光焰无际吗？你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般吗？你不是未卜先知、算无遗策的诸葛亮吗？死诸葛还吓走生仲达呢？你倒好，尸骨未寒，你的接班人却活捉了你的未亡人。可见你的“英明伟大”也不过尔尔。那时，我们都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英明领袖”的称呼颇滑稽，不过毕竟是比“伟大领袖”主动地下了一个档次，“万岁”变成了“九千岁”。
当时的报纸是如此称颂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我看了暗地里偷好笑。其实1976年10月演出的这一回的历史大戏应叫做：“先帝爷尸骨尚余温，接班人活捉未亡人”。
华老西啊华老西，你让那位尸骨未寒的大行皇帝情何以堪啊？再隔上个十天半拉月不行吗？少抓一个，放过他的遗孀不行吗？
(二)“假设”帮助我们认清历史
四十年后重新回顾这件事，仍然认为“英明领袖”确实是英明的。“粉碎四人帮”这件天大的事只能由华国锋挑头做，也只能是华国锋的这种做法，任何其它人的任何其它的做法，都不会有这样好的效果。
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假设”往往帮助我们认清历史。
第一种假设：如果不是华国锋，而是周恩来。
如果周恩来死在毛之后，中国果真出现了一段周当一把手的时期，哪会怎么样？
首先，周恩来会“抓捕四人帮”吗？想都不用想，周是不会的。理由有很多，重要是感觉，相信90%以上的人都是这样的感觉。
一方面，周恩来当然会以“四个现代化”为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不会放弃“阶级斗争”的口号。“旧政府”的功臣宿将们与文革新贵的“四人帮”共存于庙堂，江青依仗亡夫之余威不时地挑头闹事搅局，一边搅一边积蓄力量伺机而动。政局固然不可能稳定，经济也必然抓不好。周恩来一死，有谁能预测又将是怎样一番大乱局？
第二种假设：如果不是华国锋，而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周恩来。如果邓小平还在台上，邓小平既有“抓”的决心，也有“杀”的胆量。他的那股子狠劲儿，是不用怀疑的。但他的动作会那么文雅吗？他会不会开个坦克，动个枪炮呢？
第三种假设：如果先动手的不是华国锋，而是“四人帮”，后果会怎么样？
其实这是最有可能的局面，也是最不可想像的局面。“四人帮”以上海为中心，以民兵为主要的武装力量，但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投靠“四人帮”的军头也不可能绝对没有。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四人帮”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华国锋，更不足以战胜元老派，逃脱不了必然失败的命运。但在这期间必然会全党分裂、南北对峙，进而发展成南北战争。(三)为什么江青非抓不可？
当年粉碎“四人帮”时，老百姓的觉悟比较简单。老百姓一般都认为江青就是苏妲已，是祸国殃民的狐狸精，正如毛泽东的诗中所说的“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妖为鬼域必成灾”的白骨精，“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就该抓起来杀了。
可那些当官的，尤其是一些老革命们的心思比较复杂，总想着给老皇帝留点面子。
华国锋怎样想呢？他却是能想得比较彻底。他说如果不抓江青，“否则无济于事”。别看就这六个字，其实它是正确的答案。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其实是朝野共识。伟大的“四五运动”早已展示了民心的力量。问题是用什么方式解决？当时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1、开会解决
开一个中央全会，或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将她们选下去。
可是华国锋考虑到无论是在中央委员会，还是在政治局，“四人帮”及其党羽，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少数；何况中央的宣传媒体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且不少地方也有他们的人，如上海、辽宁更是由他们绝对控制。开会解决能有几成胜算呢？如果开会的话，只要江青在会上一哭一闹，华国锋们就输定了。
华国锋认为：“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中央全会要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
显然，这个办法行不通。
2、区别对待
也就是只抓王、张、姚三人，看在毛的面子放江青一马。这个办法行得通吗？
首先，江青希罕你放她一马吗？她会感谢你放她一马吗？江青自己说她只是毛主席跟前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毛不在了，没有人给她发指令了，是不是就不咬人了呢？不是的！她早成了一条疯狗了！逮谁咬谁，况“最高位置”就像吊在这条疯狗面前一块肥肉，谁能止得了她的疯狂。
所以，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
3、放任自流
华国锋说：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
也就是说放任自流的结果必然就是南北战争。现在说这个话如同“天方夜谭”，其实当年就是很可能出现的现实。
文革后期，我们这一代中许多表面上逍遥，内心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的书呆子们的普遍估计就是这种局面。许多“血仍然热着的”的书生们就在暗地里下了决心：一旦发生南北战争就投笔从戎，参加北军。
当年，笔者在西北的一个县城里工作，下班后常与三、四个要好的北京来的大学生密议国家大事，其时周恩来还在世。大家全都认为老毛一旦呜呼，内战不可避免。其中有一名好友甚至与未婚对象亮明态度：一旦南北战争爆发，我要投笔从戎参加北军。吓得对象立时打了退堂鼓，一场成功在即的婚姻也泡汤了。这位朋友又重新走上了茫茫寻婚路，但是他不在乎。
在分析了这三种方式的不可行后，华国锋才下了抓捕“四人帮”的决心。当然这样的分析，他只能独自进行，独自完成，连妻儿也不可与闻的。但是决心却确实是他下的，而且在下了决心后，也必须由他先端出来。
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后来回忆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
正是由于华决心下得早、下得好，得到了代表军方势力的叶剑英作后盾，又得到了与江青素有嫌隙的汪东兴的支持，华国锋就放心大胆地重用汪东兴作为项目经理人，在毛泽东死后仅27天，将“四人帮”悉数就擒，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华国锋，这个老西儿！其功莫大焉！
(这一节的某些材料引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
(四)“继承遗志”只是政治斗争中必须的“策略”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说：“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还说：“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是准备在10月10号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
华国锋的这一讲话在10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下达。
那么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呢？当然不是的。
虽然，毛泽东生前确实曾对“四人帮”有过多次的批评，说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1974年7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毛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什么叫“解决”？“解决”就等同于“抓捕”吗？
谁要将老毛说过的这段话当真，谁就是天下第一大傻蛋。“傻蛋”中包括四十年后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编剧与导演。
何况，毛明确地说过：“四人帮”的问题“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
什么叫“问题不大”？就是说既不是敌我矛盾，也不是路线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思想认识问题。
什么叫做“不要小题大做”？就是只能按照正常程序在党内会议上进行解决。这既是毛定下的原则，也是毛提出的“警告”。
所以“抓捕四人帮”不仅不是毛的“遗愿”，恰恰正是违背了毛的遗愿。
敝友周家琮先生对此也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在其《也谈毛泽东部署粉碎“四人帮”》一文中说：
剧中华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生前部署这段场景，确有其事。《转折》再现这一重要历史情节，符合历史真实，也颇为得体。而编剧强调毛说过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话，也是史实。然此“解决”非彼“解决”，毛氏的“解决”，并不含华氏“解决”予以粉碎打倒、拘捕审判的意思。经历过文革岁月、并略有政治常识的人们都知道毛对“四人帮”的信赖、倚重和提携。“四人帮”也为毛打倒政敌、推进文革路线，立下汗马功劳。毛只是对“四人帮”根底太浅不能服众、且不讲谋略难成大事，有恨铁不成钢之憾。左右纠结之际，对其虽偶有微词，然多以训斥家人近臣之口气，也不乏做样子给大家看的心计。说毛对“四人帮”作了拘捕监禁的“解决”部署，则不啻是天方夜谭。何况文革中被毛氏“解决”之人、前赴后继：从彭陆罗杨到刘邓陶；从王关戚到杨余傅；直到位极人臣的副统帅；虽不似自我吹嘘的“动个小指头”那么简单，却也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要解决无拳无勇、众怨所归的“四人帮”，岂不易如反掌，何必把这天大的难题、留给根基未稳的华国锋去“解决”？毋庸置疑，华国锋等对“四人帮”采取非常措施，是在非常时代、非常环境下的不得已之举。此举顺应历史潮流、响应万民之心、实现了历史转折、贡献了伟大的历史功绩。此举既需要非凡的政治勇气、周密的策划部署，相应的政治谋略亦不可或缺。说拘捕“四人帮”是毛的生前部署，乃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和一段时期内仍不废“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一样，是鉴于当时政治气候，为稳定局面、逐渐转向，不得不采取的政治策略。这种策略，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支持，更应得到后世的理解和尊重。
我与周先生有共同的经历，周先生的见识正合我意。(五)邓小平的高度认同
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称赞：
“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所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这也是邓小平的结论。
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任何抹杀、淡化华国锋功劳的言论，任何褒邓贬华的倾向是不正确的。
华国锋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完美，决心下得快，行动上简明扼要，干净利落，负面影响最小。不仅仅是功劳，也是历史的“功勋”。
不可能有比当时的方案更好的方案，也不可能有比所得到的结果更好的结果。
七、关于华国锋“一正四负”的历史评价
华国锋注定只是一个中国社会大转折过渡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履历、实力、品质、水平、能力，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过渡人物。
自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华国锋东支西绌，日渐局促。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从1976年10月算起，华国锋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共呆了4年8个月，但是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2年3个月，从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官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础对华国锋作过评价，虽然有褒有贬，但贬远多于褒。评价的具体内容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所谓的“一正四负”实际上指五个方面。从这五个方面对华作出评价也未尝不可，但却不恰当地淡化了“一正”，夸大了“四负”，所以这个评价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既不准确，更不公道，在历史上站不住。在其后的30多年中，官方对华曾经有过三次不同程度上的重新评价：
1、2008年8月31日新华社播发《华国锋同志生平》；
2、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3、2011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一文。
第三次的这篇纪念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文中写道：
“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这篇文章好在：
1、充分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定位于“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个“二挽救、一推动”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所谓的“新的一页”，也就是新时代。2、过去的评价虽然也说“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却不谈任何具体的工作，给人造成一种错觉：除了“粉碎四人帮”这一件好事外，其它则是一无是处了。而这篇文章通过具体的事例有力地说明了华国锋在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平反冤假错案、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都是有份的。有的作用是先导，有的作用是关键，还有的作用则是随大流。
作为一篇纪念文章，只谈成绩不谈错误，这也许是一种习惯。很难说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如果是后辈的年青人只看到这篇文章很难想像“华国锋下台”的必然性及合理性。
所以，笔者认为在上述正面评价的基础上必需补充以下的内容：
由于时代局限性及个人认识局限性，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提出了“抓纲治国”、“继续批邓”、“两个凡是”等错误方针；对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导不力，实际上是消极抵制的；在继续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有意无意地制造并接受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政治上延续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少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缺少经验，沿用了“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老路子，总体上没有走出新路子。
虽然华国锋同志领导的“粉碎四人帮”为新时代的到来打下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基础，但是由于他没有放弃、更没有取消“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仍然维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所以华国锋同志也就不可能，也不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当代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没有为新时代的到来打下思想基础与理论基础。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归根结底并不是看什么人在台上，而是看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有没有本质的变化。“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曾经是一种时代精神，只有当这个东西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才会有新时代的来临。
华国锋同志在从党的一般干部走上省委一级的领导干部的过程是基本正常的，但从省一级走上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过程坐的是直升飞机，是依托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凭及的是毛泽东个人的特别恩宠。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受惠者之一，毛泽东是他唯一的恩主。这样的履历与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更不可能放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以，这个旧时代精神的消逝，新时代精神的来临不可能由华国锋同志这个基本上是文革派的人所能完成的，而必然要由文革的反对派及在文革中受迫害者们邓小平、胡耀邦、赵同志这些人合力，而且是逐渐地完成的。
八、华国锋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与邓小平的“准确的、完整的”
(一)华国锋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毛泽东既逝，“四人帮”既擒，大局初步企稳。国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是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复出。
“民心不可违”的政治常识人人懂，可是那些愚蠢的政治家们总是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违背民心乃至强奸民意，结果总是进一步丧失民心。
对于民心民意，华国锋及汪东兴一班人明知就里，却视而不见，故意设局转移老百姓的注意力。
他们一方面“抓纲治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又转化为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实际上却是以“四人帮”的方式揭批“四人帮”，又大搞了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人人过关。
华国锋甚至在1977年1月亲自签发通知，追查所谓的“政治谣言”。2月，中共中央又先后发出五号、六号中央文件；3月，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由此形成了无数新的冤假错案，这是文革恶法“公安六条”在新形势下的重演。华国锋的这一罪错同样也是不可原谅的。
从华国锋的这一罪错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在华的心目中也是根深蒂固的。继而在“揭批四人帮”、“追查政治谣言”的同时，终于提出了“两个凡是”的理论纲领。
1977年1月，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1977年2月7日，中央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现在有一些党史研究专家认为“两个凡是”与“继续批邓”并不是以阻挠和拖延邓小平复出为目的的，他们列举了华国锋在各种场合的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一系列讲话，似乎证据很充分。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首先，所谓的“证据”是两方面的，既有华国锋支持邓小平复出的明确表态，也有华国锋阻挠及拖延邓小平复出的许多讲话。分析者不仅要看谁轻谁重，谁多谁少，更要看实际行动。
其次，看你是站在哪个角度、哪个立场上去理解这些讲话。
比如华国锋曾经多次强调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问题是如何理解这“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八个字？辩之者认为这是“英明领袖”的英明决策，诘问者认为这八个字其实就是“阻挠与拖延”。
“打倒四人帮”就是邓小平复出的必要条件及基本条件，至于充分条件，哪有什么标准呢？
在笔者看来，如果邓小平能在一、两个月内复出，既能说明了华国锋的执政自信，也能说明政治品质的光明磊落；三、五个月内复出，说明了犹豫不决；如果拖到一、两年后才让邓小平复出，那就必然是阴暗心理在作祟。这件事最终拖了九个月才解决，这说明了华国锋的内心有着许多“小九九”的考虑。
笔者在前文曾经谈到：华国锋虽是老实人但并不是弱智之人……他对邓的复出这件事长时间地模棱两可，借故推诿。在华国锋的潜意识中是想尽量地压，压不住就尽量地拖，拖到自己江山坐稳了，拖到各方面的人事安排妥当了，到那一天，即使让他出来，邓小平也已师老终疲，无能为也。自己却能落下个顺水人情。
华国锋的这些“小九九”的考虑世人皆明，当事人邓小平自然“哑巴吃黄连”心中有数。等到了他“大权在握”的那一天，他就没有客气华国锋。
(二)邓小平的“准确的、完整的”
至于“两个凡是”的提出，更是以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说者自居，主观上仍然是设置障碍，但客观上却做不到，不得不步步后退。
至1977年4月10日，毛泽东已逝七个月了，邓小平虽然还未正式复出，但其复出已经势不可阻挡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说：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尚属在野的邓小平的信立即引起朝野震动。5月3日，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他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也许在这个时刻，邓小平又记起了他于1938年在太行山说过的话：“一切都是辨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
邓小平说得对不对？当然对，非常对。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冠冕堂皇。似乎他不但始终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而且是更准确地、更完整地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
笔者认为，起码从学习方法的角度上看，邓的方法显然不可行。
这里存在着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得清吗？说不清的，谁也说不清！
第二个问题：怎样才能“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能提供一种方法吗？邓小平没有，也不可能有，谁也不可能有！
第三个问题：谁又能做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呢？
邓小平自己能吗？大概他自己也不敢说能。又有谁能做到呢？事实上也是谁也做不到！
完全不可能的事却还要“世世代代”？更是天方夜谈！
所以，邓小平提出的这一命题实质上将毛泽东思想抽象化、理想化、神秘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取消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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