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何看待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反右派斗争，迄今官方的正式定论，见于中国共产党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场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也有缺点，那就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回溯历史，反右派斗争不仅是打击了多少右派分子的问题，更是通过打击这些有思想有见解又敢于讲真话的人。再有甚者，这场运动令人性的丑陋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暴露无遗：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民主精英们，面对“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不得不撕破脸皮，或自残自虐、或互噬自噬。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分别于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第9月号、美国《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年10月号发表系列文章，探析中国知识精英、民主精英在反右运动中的道德与人格问题。以下为全文摘录。
1957年反右运动中，百万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和矿场劳动
另类“反右”：中国知识精英的丑陋和耻辱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第9月号
今春以来，因为黄苗子和冯亦代在反右后可能告密卖友的事，文坛一时沸沸扬扬。在我看来，这件公案的重要性绝不仅在于事情的真伪差异，而是为人们重新审视五十多年前中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的表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人格的脆弱性。诚然，他们人格的扭曲主要是因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残酷，后人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则完全应当直面耻辱，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本人有幸在近两年内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委托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一九五七──）》（将在二○一○年春出版），阅读了近千万字的原始史料，对此实在唏嘘不已。民主党派的自残和自虐
一部中国反右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纳为中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的互害、自残乃至自虐的历史，这在一些大名如雷贯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一个开创亲友相噬先例的名人遗孀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冯雪峰是鲁迅生前的至交，也是许的好友。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被周扬、夏衍等人在作协批判斗争时，冯对于周夏等人诬陷他“反鲁迅”的指控并不认帐。但据目击者证实：“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的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九月十四日，许广平又在全国妇代会上的发言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发言里，她指责鲁迅生前最亲密的学生，她的好友丁玲“活像一个武则天，有军师、有文臣武将、有打手，又有通讯员和联络员。……这个集团的活动方式是十分卑鄙的。他们对人宣传说要讲友情，讲道义，讲诚恳；但是他们对党无情，不讲道义，不讲诚恳。”
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大师、巨匠们，如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无一不是反右的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对文艺界右派同行丁玲、吴祖光等人的批判的文章不仅连篇累牍，还都表现出“痛打落水狗”的态度。当然，文革后巴金先生对此作了痛彻的忏悔。
类似沈钧儒、陈叔通这样比中共还要积极反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大堆的名字。他们有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周建人、胡厥文等；政协副主席马叙伦、许德珩等；中央政府中的各部委领导何香凝（侨委主任）、史良（司法部长）、朱学范（邮电部长）、胡子婴（商业部副部长）等；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胡愈之、朱蕴山、梁希、高崇民、邓初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另类的党（民主党派）政领导人在反右中的讲话、指示和重要报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级首长还要疾言厉色、极左激烈。无疑，这些讲话等等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认识、思考和定位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历史记录。
一百步笑五十步
我们再来谈谈在反右运动中的被整的一方──右派分子们。中国有一句有名的古语谓“五十步笑一百步”，意为犯较小错者不适当地讥笑犯较大错者，以致忽略了他们“本是同根生”的本质。而当年的右派分子中非但“五十步笑一百步”成风，竟还出现了不少大右派“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笑话。章伯钧应当毫无疑问是中国第一号的大右派了。但在反右刚开始时，他竟然还抱着温情脉脉的幻想，以为自己可能不是中共要打击的右派。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题名为《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中说，他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因为在毛泽东眼里，章才是“利用”了所有人、包括右派分子们的“主帅”，章伯钧的悲剧还并没有就此止步。同时，他还在《光明日报》上以社长的身份发表《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论，公开批判刚刚被毛泽东点了名的“右派”、他两个多月前亲自任命的、手下最得力的总编辑储安平！
丁玲、陈企霞是当时文艺界最大的所谓“丁陈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脑。但直至他们被揪出之前，他们和艾青、罗烽等该集团的首要分子竟还在商量着怎样批判文艺界另外一些后来证明是比他们小的“右派”，如写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秦兆阳和《电影的锣鼓》的钟惦棐等等。所有这些，真的变成了一个个“一百步笑五十步”的闹剧。
从亲友互噬到自咬自噬
一九五七年右派们在突来的政治迫害前从抵抗到崩溃的时间都很短，这常常和他们陷入被自己的亲人朋友的无情揭发乃至任意诬陷中有关。例如，罗隆基的绝望和他被最亲密的三位亲友揭发诬陷有关：一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浦熙修；二是他的机要秘书邵慈云；三是他的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但值得一提的是：罗尽管也做了检查，却至死不承认毛泽东强按在他头上的“章罗联盟”的冤案）。陈企霞的崩溃则因为他的情人、女作家柳溪开始背叛。给章乃器致命一击的是他的前妻、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婴。她的长文《我所了解的章乃器》一下子把章定案在“历史反革命”的高度。章伯钧在第一次被批判时就惊慌失措，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民盟中的好友史良会把他的私房牢骚话都无情地揭发出来，还向周恩来告了密。
右派们的精神崩溃更表现在反右后漫长的改造岁月中：由于持续不断的高压和洗脑，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完全放弃了自己当年在鸣放中的出色思想，而且不断自咬自噬，直至人格扭曲。束星北的改造历程便是一例。束是我国最著名的物理教授之一，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启蒙老师。一九五七年五月的鸣放中，他作过著名的在中国必须具备“法治精神”养成“守法风气”的演说，为此被打成右派。在长期的思想改造中，他不仅写了许多检讨和认罪书，痛批自己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这位中国物理界的天才竟写出了自我改造的规划──《申请长期洗涮（刷）茅房》。另一个例子是上海的大右派王造时的检讨，王曾是著名反蒋的“七君子”之一。但这样一个硬汉却在反右中崩溃了，从反右到文革，他的检查有近百份之多。一九六○年九月他被“摘帽”以后，非但对中共感激涕零，还怀着“深入心腑”的“感恩心情”到处去做没有被摘帽的右派朋友的思想工作。这类异化变态的现象不仅发生在这些著名的右派身上，在一些普通的右派中更不胜枚举。一九五八年的“双反运动”是一场右派分子已经没有资格参加的思想改造运动，但是清华大学右派分子陈尔彭却兴冲冲地贴出大字报要“对所有的右派分子提出倡议”、“比诚心、比决心、比改造、比干劲”……诚然，部分中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在反右中和其后表现出来的犬儒和耻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中共政治风暴的淫威和思想专制的高压。其次是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其实早已经是中共的“特别党员”，他们所造成的各民主党派的“窝里斗”的现象，实质上是毛泽东一手操纵的反右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而已。最后，我们无法、也不应当否认中国知识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软弱性和种种先天不足。例如，领军主帅缺乏殉道者的道德勇气、主要人物并不具备在高压下不背叛团队的精神和人格等。所有这些，我想对于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仍然是有着极大的启迪作用的。
再谈另类“反右”----中国知识精英和民主精英的悲哀
原载美国《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年10月号
不久前我在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9月号）上撰文，提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中国知识精英、民主精英在运动中的道德与人格问题。我曾指出，尽管在绝大多数的场合，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扭曲是因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残酷，后人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我们则应当直面丑陋和耻辱，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限于篇幅和心情（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他们的历史耻辱），那篇两千多字的小文就没有进一步展开。但是最近收到国内许医农大姐转来的在国内流传的有关宋庆龄在反右中不同意中共做法的“出色表现”的文章，才知道历史真相已被扭曲到了何种程度，对这一问题实在有再稍微深谈一下的必要。
宋庆龄反对过毛泽东的“反右”吗？
在大陆网上现在到处流传着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反右期间上书毛泽东“表示十分忧虑”的传奇。在那篇作者为“何方”的题名为“宋庆龄多次致党中央信件披露”的文章中说：“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对此，《争鸣》杂志在2006年也有过专文报导。
其实，只要看一下宋庆龄在反右期间的公开言论，就不难断定这完全是宋氏亲友在文革后的谎言和贴金之作。1957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宋庆龄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的大作。她一开始就指出：“我对有些人所发表的一些谬论，是肯定不能同意的。例如，有些人的批评等于是说我们没有做好任何事情。从这种见解出发，他们进而提出在各种机构里处于决策地位的共产党代表和党委是否有必要的问题。他们说这样会限制民主，会使得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又说共产党员们既然不懂技术，就不能领导等等。当然，什么地方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就应该加以纠正，并且纠正得愈快愈好。但是必须明白，把病人甩掉是不能把病治好的。”对此，宋庆龄的结论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在客观上、事实上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和当时同类的中共领导人的反右讲话相比，宋庆龄的调门也是最高的之一。7月13日，她又在《人民日报》上另外一篇文章中大批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她说：“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由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威吓和其他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非但如此，该文还对民主的基本价值进行了大批判：“这少数人说，我们的国家是有限制的。我要问他们：哪一个国家没有限制呢？……人们说到民主，也只有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民主。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正如同没有‘第三种势力’一样。政权不是握在资本家的手里，就是握在工人的手里。这少数人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吗？如果是，他们就是要求在中国使资本主义复辟。”
1957年9月9日，宋庆龄作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本来，这只是一次应景的演说，宋庆龄完全可以不和反右运动挂钩。但是在她仅768字的致辞中，竟用了314个字来歌颂毛泽东领导的反右运动。她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企图推翻党的领导，企图让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企图把不久之前才摆脱掉的、带了几千年的枷锁重新加在妇女们的身上。”她继而号召全国妇女：“我们必须克服温情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必须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见1957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在宋庆龄所有公开言行中，我们非但看不到她对反右一丝一毫的“不理解”；相反，她的理解水平远远超过中共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她对右派分子的大批判作用，更是成千上万的中共的高级干部所无法企及。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与宋庆龄齐名的另一位一直被誉为中国知识女性代表的何香凝女士在反右中的不良表现。据叶永烈先生的考证：“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点出‘右派’一词，不是毛泽东，却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于是，也就选中了德高望重的‘左翼分子’何香凝，来透露毛泽东的意思。”（《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90-191页）6月1日，何香凝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十一次座谈会上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公开唱反调，她对整风的理解是：“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简言之，中共的整风必须要发动“反右运动”。著名民主人士的反民主行径
目下海外网络上还流传着一篇原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的“内部消息”，这篇文章讲到“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但从当年的历史文献来看，这一报道也不可能是事实，因为这些人都是民主党派里出了名的极左派。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的黄炎培和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的陈叔通都曾在6月5日深夜被毛泽东召见，面授近3小时机宜要他们发动批判章乃器和“章罗联盟”。那夜至6月10日的5天内，他们有的只是受宠若惊后的涕零感激，哪里来的“不理解”？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仅因为写了“花丛小语”这样的讽刺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为了自保竟和儿子断绝往来。195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电话采访黄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对黄万里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支持全校同学对黄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还马上写信给统战部表明自己的心迹，全信如下：
中央统战部：
承告清华大学同学们，愿约期来谈，谈的是我对于黄万里问题的看法，我是这样的：我在六月十八日看到那天北京日报载黄万里写“花丛小语”，当时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了，是反社会主义的，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我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坚决站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地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将这严重错误快快地彻底纠正，不许再犯。
我这几天连天开会，今天星期，上午下午都有会，分不出接谈时间为歉。
黄炎培1957.6.30上午
（来源：《新清华》1957年7月9日，原文题为“黄炎培斥子”。）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完全理解黄炎培如此地胆小且过激地和儿子“划清界限”也事出无奈、主要是为了自保。但是我们同样不难断定这样的一个战战兢兢的黄炎培决不会在6月10日给毛泽东写信，“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至于当时的民盟主席沈钧儒，更是一直被周恩来誉为“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在5月17日反右还没有正式开始，他便在《人民日报》上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批判章、罗等人的错误言论。”此后，他明知民盟内根本没有一个“章罗联盟”的存在，却还在9月11日发表公告称：“中国民主同盟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起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由民盟两个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所形成的‘章罗联盟’的右派反动路线----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曾经在盟内占了上风。‘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实权。他们在国家生活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还参加了领导工作。他们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组织的合法地位，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学界、新闻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和其他方面，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公告是沈钧儒以民盟主席的名义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对一个民主党派的主席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组织性的自残！当年身处逆境的罗隆基读了这份公告后不仅疼痛锥心，还立刻写了一封长信给沈钧儒，进行了义愤填膺的反驳。鉴于罗的信件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方才问世，弥足珍贵，这里不妨辑录如下：
罗隆基致沈钧儒的信
（此信约写于1957年9月下旬）
衡老：
在九月十一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万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个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象，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现在我愿向我公说明这样几点：第一，这两年来我在民主同盟的工作，在我这方面，都是经过公开正当手续的工作，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两年来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两人单独地聚谈过一次，更没有两人单独地商谈过民盟事务或其它政治问题。我已经请求周总理和统战部彻底查究“章罗联盟”这件事。我这样声明：“倘若查出我同章伯钧两年来两人的确有任何秘密勾结，秘密联系，秘密阴谋，或两人共同秘密地对任何盟的地方组织或全国任何盟员发出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或指示，我愿受国家严厉的惩治。”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都是同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进行五人的事先协商，重要事件必经过常务委员会的座谈和批准而后执行。绝对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秘密商量后隐瞒着其他副主席而执行了的，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所坚持，为其他副主席和民盟常务委员会所反对而执行了的。这些经过，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和胡愈之秘书长都是参加五人小组的人，都是清楚的。民盟两年来进行工作的情况，我公亦大体都知道。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就拿五月间成立的科学体制等四个委员会的经过来说，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勾结的阴谋。五月中旬，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文委、宣委、学委三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来座谈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问题。我当时以为章指导文教，我指导宣传、学习，事既在我同章的职责范围以内，我就在电话中同意了。第二天我在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向章伯钧、史良两位建议仍用四个副主席名义召集座谈会，章史都同意了。回家后才知道章伯钧指示用章罗名义召集的通知已经发出，并且被召集人的名单亦已由章一人安排。我已无法补救。但开会时我仍要工作同志用电话请史、高两位来参加。他们因事未到是事实。四个委员会的产生和各委员会的召集人都是座谈会的结果，并不是章伯钧同我的预谋。座谈会只讨论了委员会工作的方法，绝对没有谈到工作的内容和目的。后来史、高两位都分别为“长期共存”和“有职有权”两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五月底我因忙于准备出国就写信请高崇民副主席主持“有职有权”委员会。我对四个委员会的工作从此以后就没有过问。曾昭抡、钱伟长利用科学体制委员会制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案，我是回国后听了郭沫若院长的发言才知道。这一切事实都证明四个委员会的设立和结果，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有了什么勾结，要进行什么阴谋。
总起来说，这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我同章伯钧有了勾结，排除了其他副主席和秘书长而做的，亦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由于章罗二人的勾结，强制民盟而做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绝对没有任何勾结，因此，就绝对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章伯钧在交代中承认“章罗联盟”，这是章伯钧对我的诬罔构架，这是他枉挠伙伴，分担他在盟内外全盘严重罪过的阴谋。我提出后面的具体事实来证实他的险诈行为：甲，章伯钧在我出国期间，竟造谣向史良说我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六月十五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社交代时，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说这样的话，章伯钧承认说：“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见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记录）。六月二十号我在昆明用长途电话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造谣，章回答说他根本没有向史良说我看过，这件事应由史良负责。章伯钧造谣的目的，就企图诬陷我为储安平的主谋人和支持人，以纳我于罪。这就证明章伯钧狡诈诬罔的行为。
乙，章伯钧看到前面计划失败了，于是在七月初在农工民主党内又说：“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他在人大发言中又说：“罗隆基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章伯钧妄图以此证明章罗有勾结，有联盟。其实这又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这般重视过章伯钧其人，也绝对不会向他说这样卑屈盲从，十分无耻的话。事实上民盟许多次会，章伯钧托故取巧不来，我不止召集了会，而且主持了会。我怎能说开会他来我就来。章伯钧许多狂妄发言和荒谬主张，我经常反对并且批评。我怎肯向他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只是章伯钧自欺而不能欺人的谣言。章伯钧这种谎言，适足以证明我同他没有勾结，没有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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