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高院于北京时间11月20日宣布“呼格吉勒图冤杀案”进入再审的消息，让这一案件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冤案发生的大背景随之也被揭出。1996年，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严打。正是在从重从快的严打指令下，呼格吉勒图案，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仅用62天。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现犯罪高峰。1996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被杀，凶手是其护卫-18岁的武警张金龙。那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治安状况纷纷提出尖锐意见。
严打行动由此开启。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公安部牵头，成立了“严打办公室”，部长陶驷驹亲任组长，督阵指挥中国公安机关“严打”。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通过《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其中
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及时交付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呼格吉勒图恰恰撞上“枪口”。因为案件恶劣、社会影响力极坏，相关领导指示要抓紧破案。
1996年5月3日，也即呼格吉勒图案即将开庭审理前，内蒙古自治区“严打”斗争小组考察呼市后，强调此次斗争“时间紧、任务重”，指示呼市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成为全区表率。
陆媒《新京报》援引已经退休的呼市新城区检察官、也是中国第一名呼吁再审呼案的检察官滑力加指出，从制度设计上，公检法本是互相制约，这样最大程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在“严打”期间，则变成相互配合。1996年的“严打”行动一般由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协调，公、检、法等部门密切配合，以公安侦破为主力，重点“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侦办，“阅看预审档案材料，熟悉侦查过程，保证受理案件后能及时提起公诉和开庭审理”，以求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
滑力加称，“严打”时，一旦发生重大案件，公安还在侦查的时候，检察院批捕科就可介入，目的就是为了“快捕”。其后的“快诉”顺理成章，案件几乎是不受监督的达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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