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文革中第一造反人物、鼎鼎大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牵头作者。聂元梓今年93岁，仍然活着。她1937年参加革命，中共建政初期就是最年轻的老干部。她在1966年“文革”初期，牵头写了冲击北京大学领导和北京市委工作部门头头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亲自支持，当年是奔走相告的头条新闻。两年后（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高校，聂元梓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随即被剥夺自由、审查、批斗、关禁闭、劳改5年；1973年3月，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四人帮”在台上，聂元梓被监管8年。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聂元梓被逮捕；1983年以“反革命”罪和诬陷罪被判刑17年。出狱后，生活惨淡。2005年1月，她的自传《聂元梓回忆录》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以下是该书第十一章全文。
聂元梓手持毛泽东韶山故居照片在北京住所留影
保护北大的文物、档案
北大经过“巴黎公社式”的群众选举，我被推选为校文革主任。可是，专职领导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我，却不知道如何领导这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革怎么搞，一开始，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却完全不合时宜。
直到现在，我也是这么看，平时群众和领导隔得那么远，群众有什么意见，领导根本不去过问，群众想批评领导也够不着，想提意见也到不了领导耳朵里，许多领导就是高高在上，瞎指挥，工作搞不好，还批评下级，批评群众。所以，运动一开始，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其中确实有不少很有水平的意见，很有分量的批评，各级领导真是应该好好地听一听群众的呼声，认真地接受群众的批评，改进各单位的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改进干部身上的缺点错误。但是，运动到这里并没有刹车，没有告一段落，而是继续“揭老底”，“揪黑手”，到后来就乱了套，变成互相攻击了，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彼此之间有意见，有矛盾，就我贴你的大字报，你贴我的大字报，互相攻击，还有闹派性，从互相贴大字报发展到互相动手，搞武斗，这叫什么事啊！
说实在的，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对于“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怎么进行，也是一点儿都不知道的。就是看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和自己的一些经验处理问题。比如，当时在各个学校和社会上，都兴起过“破四旧”的浪潮，到处乱砸乱破坏。北师大的学生从北京跑到山东曲阜去，砸孔庙孔林。我呢，认准了一条，国家的文物和财产，谁也不能破坏。我向全校师生群众讲话，号召大家保护文物和国家财产。北大的师生素质高，辨别力强，热爱北大，运动初期，在保护学校的文物档案上意见比较一致，不但自己不去破坏，还积极地制止外来的红卫兵的乱砸乱冲。因此，北大的文物，像华表啊，乌龟驮石碑啊，图书资料(主要是图书馆的全体人员保护的，聂注)，还有学校的档案(主要是校文革组织组派人保护的，聂注)，我们都坚决进行保护。不但是学校里的学生不能乱动，外边来的红卫兵到北大来破“四旧”，也被我们阻止了。当然，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我是动员起北大的干部、教师和学生来，一起进行保护。校文革的第一副主任孙蓬一就曾经出面带领学生保护北大西门的石狮子不被砸烂。有一次，中学的红卫兵到北大来，要砸这砸那，我就在高音喇叭里大声疾呼，要大家都去劝阻外来的中学生，都去保护学校的文物，马上就有很多人应声而出。在“文革”中，北大在这些方面是保护得最好的。有个“文革”中间毕业的学生就曾经对我说过，北大的图书馆在运动中也没有受到损失，一应资料俱全，他毕业离校办手续的时候，因为丢失了从图书馆借的书籍，还赔了钱呢。
还有一件事情。“文革”中那么混乱，中宣部把它的全国司局级以上有问题的干部档案，足有一两百人的档案，都转移到了北大，交给我们负责保护，我们也都保护住了这批干部档案主要是“除隐患战斗队”赵建文保管的，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损坏，没有泄露出去。这都是事实啊。
(知情者说，保护这批档案，聂元梓有明确指示，聂说要好好保管。还有，北大的处长以上干部，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他们的档案也都在校文革。校文革和聂元梓要是想整人，把档案翻一翻，从他们的历史上挑点子毛病出来，那是易如翻掌。只要向全校公布档案，抛出一些材料，不用校文革动手，学生们就不会放过那些历史上有“污点”的人。但是，北大的档案始终没有泄漏，更没有公开，聂有指示，谁也不准动它。可是，工宣队进校以后，是工宣队把北大的干部档案抛出来了，笔者。)
那时候，别的学校已经都出去串连了，我们整天宣传不要去串连，或者到车站去动员学生回来，要在学校里进行自下而上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当时王任重对串连的态度是分期分批，这一批出去回来了，下一批再走。实际情况是，串联一开始，学生们就在学校呆不住了，都要出去串连。我也没有办法，就再次向王任重讲，要他拿主意。王任重笑我，你也太沉不住气了。那你请示陶铸吧。我就给陶铸写了一个报告，请示他，学生都要离校大串连，应该怎么办？陶铸的态度不是很明确。他不能表态反对大串连。大串连是毛主席同意的，毛主席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门上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吗？他也不能表态同意。学生出去要是一表态，学校还不呼拉一下子走空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还怎么搞下去？我还给陈毅副总理写过一封信。我想请他来北大做一个形势报告，讲一讲国内外形势。我想，他要是能来北大做报告，我在学校就有话讲了，陈毅同志要到北大来做重要报告，同学们都不要离开学校，都要参加听报告，就好把学生留在校园里了。陈毅副总理开始同意了，是口头讲的，我就正式地打一个报告给他，安排有关事宜。后来他写了一封信来，用毛笔写的，说是他最近工作很忙，不能到北大来做报告，要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哪里知道，很快地，文革的火就烧到陈毅身上了，说陈毅同志也有问题了。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来北大。陈毅给我的信，就一直在我家里放着，迟群、谢静宜抄家把这封信抄走了。
(在高皋、严家其合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这样写道：
“〈大串连的风刮起来之后〉王任重对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天津点火非常愤怒。他指责道：‘就是北大学生了解天津？！’‘还相信中央不？！’同时，用‘考验左派’和强调‘组织纪律’来约束学生，以期控制学生外流。然而，心已四散的学生们哪能留得住。他们源源不断地离开本校到外地去‘革命’。为了保证北京学校不唱‘空城记’，有关人员不得不规定，外出串连人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然而，这个比例在当时实际上不起作用。面对这种局面，王任重无可奈何地说：‘有些同学连十六条也不相信了。实在要走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后两周。’”录以备考，笔者。
毛主席说，北大是“池深王八多”
“文革”中的怪事多，其中之一就是在攻击诋毁他人的语言上有许多“发明创造”。
北大那时候出了一幅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是讲北大的“牛鬼蛇神”多。过去总是说北京大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现在是把褒贬臧否都颠倒过来了。这对联不知道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去了，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
毛主席是对李讷讲的，李讷当面告诉我的。池浅也好，池深也好，这都是针对着教授们讲的。毛主席这样讲了，我怎么办？出来进去的，碰到这些教授，我该说什么？原先我在经济系，一个教授一个教授地到家里去看望，现在我见了他们怎么办？特别是范某某，经济系的教授，是一向响应党的号召，是非常积极的，他也跟着小红卫兵起来“闹革命”，他老是追着我屁股后面，追到我家里去，问我这问我那的，要我告诉他该怎么“革命”。我跟他说，你别找我，你走吧。他不理解我，他觉得我过去对他那么尊重，老上他家里去，关心他，连他姑娘闹离婚，跟另外一个男的怎么怎么好，他都对我讲，怎么叫她的丈夫发现了：她给那个男的写信，用的是一张软纸，纸张太薄，字迹都落到下面垫着的纸上，让他丈夫抓住把柄，闹得不可开交，等等。这样的家庭纠纷他都对我讲，让我帮他出主意，现在我怎么就不愿意理睬他呢？其实，我能对他说什么？我说你别跟着学生们乱斗？我不能说。我说谁谁谁是牛鬼蛇神，谁谁谁是反动学术权威，你应该去斗争他？我也不能说。在校园里，见了以前认识的老教授，我都是一句话不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要是别的学校的人，你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我可能会相信，北大的这些教授，我都了解的，我都到他们家里去过，谈过话，对他们很了解，我怎么能说他们是反动的？真是不好办。我就是没有学会周总理的那种本领，前头派人去抓你，然后把你请到家里，给你谈心。我要是会这个就好了。包括陆平在内，我要是在斗争大会结束以后，再找他谈一谈，要他忍耐住，以后等待平反，就好了。我没有这种灵活性啊。
我也没有办法放陆平出来。关起陆平来，是工作组搞的，工作队撤离学校，一项一项地跟我们交接，只有关押陆平的事没有交待给我们。工作组走了，学生们没有人领导了，就找我，在路上碰到了，就跟我说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办。我也不能说别的。工作组把陆平搞起来，是请示了上级的，工作组走了，我也不好放啊。我怎么放啊？
那时候学生也跟我说，陆平抽烟，他爱人给他送烟，烟里面偷偷地夹纸条。我没有吭声。夹就夹吧，夫妻两口人见不上面，写个纸条子还不行？陆平被关起来，他的家也从原先住的地方搬出来，我还到他新搬的家去看过他的爱人孩子，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表明我的态度。
可是，在更多的场合，那时候的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些老教授，本来都很熟悉，过去对他们很关心，现在见了面，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关心的话不能说，“原则”的话，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话说不出口，只好绷着脸，一言不发。
就是有一个机会，我马上抓住了。毛主席说，要保护好几个重点的学术权威，包括翦伯赞、周培源，等等，这下好了，我们就派了保卫人员，派了学生，轮流在他家里值班，翦伯赞在校外住，要是不派人看着，让别人揪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派人保护他，谁也不准乱斗，谁要是要斗争他，必须经过校文革批准。周培源也是这样。再就是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方便，他们几个人看病要车，随时要随时派车，翦伯赞的老婆这时候就特别感动，特别感激毛主席，说是毛主席照顾他们，现在不批斗翦伯赞了，生活也自由了，要车也很方便。这都是我亲自安排的，车队也是我亲自打电话安排的，要保证他们几个老教授用车。正是这样几个教授的生活刚刚得到改善的时候，工、军宣队来了。接管了校文革的工作，他们又来斗翦伯赞，其用意据说就要“解放”翦伯赞了，再斗一斗他，让他多接受点教训。这哪里是对待一位著名学者，分明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翦伯赞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天又变了，快晴的天气忽然又起风暴了，认为是大祸临头，老两口一块儿自杀了。
我在台上的时候，学生乱斗老师和干部，只是斗一顿就拉倒了。因为他们既不代表校文革，也不代表哪一个领导，就是学生自己，他们也采取不了什么组织措施。工、军宣队来了，搞专案组，又是毛主席派来的，这是不是政策又变了？翦伯赞怎么能搞得清楚这些事情？校文革这一段，没有逼死任何人。程贤策自杀，是工作组还在学校的时候，他自己害怕，跑到香山自杀了(按：据有关资料，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是在被中文系学生斗争批判后，于1966年9月2日服毒自杀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以后，先后自杀死了24个人。这是68年8月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到“九大”以前，全校隔离审查，就是这几个月，死了24个。我去参加“九大”的时候，我已经是在被隔离状态，总理和江青找我去谈话，孙蓬一和别的人跟我讲，你去见总理，你可别光说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说说北大的情况，已经死了24个人了。我跟总理讲了北大死了24人的情况，总理说别着急，很快会派人去的。可是，还是迟群、谢静宜在北大，是他们领导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啊。
回首往事，几个严重错误
我这个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凭自己的有限理解去领导北大的运动的时候，在当时那样的大形势下，犯了各种错误，这是我今天回想起来非常痛心的。
我在文革中的主要错误，是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和到上海去搞串联，参与了对常溪萍的迫害，参与了炮打曹荻秋(上海串连一事，详情见下一章)。还有，我参与了反对邓小平的活动，在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此外，北大发生的反对朱德的行动，我也应当承担应负的责任。
1966年11月8日，我在一张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上领头签了名，表示同意打倒邓小平。据说，这是全国第一张公开张贴的批判邓小平同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别人写的，我签了名，而且是排在第一个。这是在中央提出刘邓黑司令部以后，我当时以为，这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啊。据说，毛主席说，刘少奇的大字报很多，还没有反对邓小平的大字报呢。根据这个精神，北大有几位学生和老师就写了这张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
大字报全文如下：
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政权问题是革命首要问题，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有了政权我们就有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要使我们的政权成为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越高者危险性越大。
我们认为，我们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二号就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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