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领导官员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由于涉及人员甚众曾一度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如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就曾“批发”430顶官帽，而这些“突击提拔调整干部”都与腐败脱不了干系。分析人士认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让组织程序纷纷“失语”，致使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现象屡见不鲜。
中央第一巡视组近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巡视情况，组长项宗西表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面，广西有的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而事实上，梳理2013年两轮巡视工作发现，选人用人问题几乎成为各个被巡视地区(单位)被点名的“标配”，从中央巡视组各地的反馈意见来看，违规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现象并不鲜见。
对此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认为，最根本性的问题，还在于有些地方或部门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在提拔任用干部方面一言九鼎。在这种绝对权力的高压下，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常委会讨论等程序，均容易成为一道道虚拟防线。在李成言看来，要杜绝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现象的发生，就必须从加强和改善民主监督入手，让选人用人失去暗箱操作的空间。
最近两年，有些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由于涉及人员甚众，又往往看不到过硬的提拔依据，曾一度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比较典型的是，2014年2月，中央纪委通报：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离任前违规突击提拔19名干部。案发后，3名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干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涉及到的19名干部都被降为原职，工资降为原级。
2014年6月，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涉嫌违纪被免职后，就被媒体曝出，他2006年离开九江前1个月，曾突击提拔了一批女干部，有的学校老师直接被提拔为区团委副书记，不少属于破格提拔，但后来接任的领导在接到群众反映后，又把提拔的一部分女干部打回原单位。
此外，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河北省青龙县原县委书记高东辉在得知调任消息后突击提拔调整283名干部，湖南省株洲县原县委书记龙国华高升时顶风突击提拔100多名官员……从这些案例来看，每次“突击提拔调整干部”都与腐败脱不了干系。比如，有些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原因，既有可能是离职前想拉拢下属，或想借提拔再捞一把；有些可能是组织谈话前，该领导干部已对下属做了某种不合法的承诺，只好冒险提拔；有个别领导干部无法“软着陆”，就会心存侥幸地动用手中将要作废的权力提拔亲信，以扶植代理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网络，使权力能够“期权化”，等等。
对“突击提拔干部”，中共早有明令禁止。在2002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三条就明确规定，“不准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不准在机构变动和主要领导成员工作调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或者干部在调离后，干预原任职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
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一条也明确规定，“不准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2014年1月25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还指出，凡出现“带病提拔”、突击提拔、违规破格提拔等问题，都要对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存在隐情不报、违反程序等失职渎职行为的，不仅查处当事人，而且追究责任人，一查到底、问责到人。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把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视为不准碰触的“高压线”，并对此三令五申。但遗憾的是，仍有些地方领导干部置党纪政令于不顾，一意孤行。
在国家行政学院胡仙芝研究员看来，如果这种腐败现象得不到遏制，会导致“官场小圈子”、“裙带之风”盛行，而清廉务实的干部会遭排挤，导致跑官要官、封官许愿等违反人事组织纪律的问题频繁出现，严重危害官场生态。也有分析认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而监督失效，主要体现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于是，在选人用人方面，组织程序纷纷失语，致使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现象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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