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从往常可见的史料可知它主要是由于高岗在党内高层打击刘少奇的名望并希图取而代之而惹起的，而其发端则是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全国财经任务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高岗借批判“犯了过失”的中央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之机“批薄射刘”，向刘少奇“发难”，他自己事先在《我的检查》中也供认他在会上的发言“除了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拐弯抹角说少奇同志的意义”。（见薄一波着《若干严酷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高岗与刘少奇的恩怨错综复杂，两人分别是“苏区”与“白区”的领导人，作家温相在《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一书中指出，高岗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谈不上好，可也说不上坏。引发高、刘之争的重要人物则是曾与高岗在东北共事过、刘少奇麾下得力干将彭真。以下为全文摘录。
1949年7月，王稼祥、刘少奇、高岗（从左至右）在莫斯科合影
高岗被调来京且明显在职务上高出其他四位中央局书记。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仅仅说高岗是毛泽东的亲信是远远不够的。其实，调来北京的这五位中央局书记中的邓小平、邓子恢哪一个同毛泽东的渊源、关系比高岗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高岗在东北时期的不俗表现，换句话说就是高岗的“业绩骄人”。“高饶事件”发生以后，高岗成了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尘封者，他的很多事情都不再被提及，特别是他的一些成绩、贡献更是被湮没到历史的故纸堆中，现在我们就其中比较典型的几段往事做一个介绍，借此勾勒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高岗的历史形象。毛泽东当初的设想是占据东北作为中共革命稳固的后方，而占据之后的任务则是稳定。这两个的系统工程分别是由林彪、高岗完成的。应该说，毛泽东放手使用林彪、高岗在“解放战争”中是很有特色、很为成功的大手笔。黄克诚对于林彪在东北时期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人，经过三年，到1948年12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负责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真实。”（注17：黄克诚着《黄克诚自述》，第377-381页）陈云也说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不必否定。”杨尚昆说：“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打日本，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这里，杨尚昆用了一个“特别”尤其说明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功劳。然而，林彪很快入关，占据东北并非全部目的，根本还是要巩固东北作为前方的有力的支点。在这方面，高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高岗主导东北期间，东北地区的工业经过三年多的恢复，在1952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准（1943年）的百分之十以上。而农业生产也与历史最高水准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已经上升到中农，其中一部分即百分之二十还是富裕中农。（注18：《三年来东北工业建设获得伟大成就》，载《东北日报》1952年9月20日；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办公室编《东北农业三年来的恢复与发展》，载《东北日报》1952年9约1日）严济慈后来回忆说：“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1950年4月开始的东北地质勘探是建国后地质工作的盛世，作为中国地质学重要的创始人的章鸿钊曾经深情的回顾道：“在中国30余年的地质史上，我就不曾见过这样光荣的一年！”（特注：武衡编《科技战线50年》，第616、66页，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李富春也在有关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工业的恢复与农民余粮的购买，使国家掌握了物质，既有适当力量调剂物价，又有力量来支援关内的需要。”（特注：李富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12月2日）
除了狠抓工农业生产，高岗还在“人”的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斯大林说过：“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也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用“诚招天下士、广揽四方才”来形容高岗在东北的用人政策并不过誉。高岗是中共党内部分比较重视人才、重视技术、重视知识份子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东北解放以后，大批干部被抽调入关，东北在人才问题上出现了真空局面，高岗针对这一现状，积极采纳陈云、张闻天的建议，派专人到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识份子，动员一些著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东北工作，高岗本人亲自在党代会上做《站在经济建设最前面》的报告，号召“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鼓励技术人才的脱颖而出。东北各地去还在高岗的督促下陆续兴办各类学校、大学，为人才的培养提供基地。东北局强调东北的干部培养、提拔的原则是“定人定向、成熟一个、提拔一个。”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1952年，东北培养了10万余名新生干部投入到生产、建设、管理的第一线，稍后培养出来的8万多名工人干部也成为工业战线不可或缺的骨干。
高岗的用人虽有所偏狭，但在东北时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他不以“山头”为唯一依靠，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像马洪、华明、安子文等人都是在高岗身边工作过并被一点点发现培养起来的。李锐还一度给高岗拉去做秘书。（注19：张明达着《我的回忆》第317-3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对于高岗那些因为党内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们，高岗也是不避忌讳，一体任用。例如张闻天，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虽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权柄，到了东北以后做过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又做了中共辽东省委书记，高岗对张闻天很尊重，称他是“翰林”，认为张闻天有学问，有能力，在制定很多重大方针、政策时都请张闻天过目或者起草，高岗甚至还提议张闻天重新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刘少奇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注20：张秀山着《我的85年》第235页；张明远着《我的回忆》，第319页）
凯丰（何克全）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一股激烈地反对毛泽东，遵义会议上极个别维护博古等人的领导干部中就有凯丰。“延安整风”前后，凯丰迅速转向，成为批判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战线的“干将”之一，甚至因此还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该会议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凯丰、王明七人组成），但在1947年以后，凯丰逐渐淡出高层，以后担任了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高岗仍旧对他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论水平。对于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意见的领导干部，高岗还表现出难得一见的宽容，他和张秀山是多年以来的老战友，在一些问题上各执一词甚至到了争吵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对张秀山说：“你怎么跟高主席这样争吵”，张秀山则说：“有不同的意见就要争论，在红26军、在延安时，讨论问题经常是这样的。”张秀山能够把当年陕北的作风带到东北，至少说明高岗还是能够容忍的，高岗后来还专门对张明远夸奖张秀山政治上很强。也说明高岗并没有把彼此争论问题时持有的态度带到个人看法上。林枫做过刘少奇的秘书，在一大批眼中是典型的“流派”，而且林枫在彭真的去留问题上也与林彪、高岗有着很大的异议，但就是对这个林枫，在高岗行将离开东北时，却嘱咐张明远说：“由林枫主持东北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注21：张明远着《我的回忆》，第319、320、321页；张秀山着《我的85年》，第249页）过去的一些党史教科书把高岗描绘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内“恶霸”，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果他真的是这样一个“恶霸”，又怎样解释毛泽东对他的提拔重用呢？有怎样解释在他领导下的东北地区取得的这些难得的成就呢？
但是，高岗的缺点也一样非常突出，不如说他的生活作风的腐化、个人行为上的专横跋扈以及主观上的文过饰非，有的时候更是听不得反对意见，这些缺陷如果仅仅存在一个普通的干部的身上，其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可高岗不同一般，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共东北中央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所以，这些缺点一旦同实际地位联系起来也就显得非比寻常了。例如对待李德仲的态度就表现出高岗缺乏足够的政治涵养、缺乏应有的政治气度。李德仲，辽宁盖县人。东北大学肄业。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定无槁中心县委书记，直中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平山地委、平西地委书记，热河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松江省委副书记，吉林省委代理书记。建国后，历任煤炭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中共平凉地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委员、副秘书长。同时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抗日战争前，他做中共北方局的交通员，单身一人跑遍了平西、太行一带，独立恢复和创建了河北省17个县的党组织。1937年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上，吴德介绍李德仲时，全场都震惊了，因为李德仲的出色工作，使得中央决定把原定的白区中共党组织“百分之百的损失”的提法改为“基本损失”，吴德绘制的李德仲恢复、创建党组织的草图至今保留在有关部门。抗战爆发后，李德仲为了抢运中共北方局档案，不惜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给周恩来、李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李德仲任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他在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时非常得力，连李立三都称赞他“政策水平高”。（注22：尹西林着《周总理智救李德仲》载《纵横》2005年第三期，第9页）
据张秀山回忆，萧华他们刚到南满时兵力不足四万，就是在松江省委的大力支援下，兵员先后得到强有力的补充，罗荣桓给李德仲下了一个再度扩充五万人的目标，当时松江省已经供给了东北大军三万人的兵员，但李德仲后来还是超额完成了任务。1946年至1948年，松江省共扩军12.7万人，补充主力部队就有8.7万之多，这在一个仅有210万人口的松江省是非常难得的，这也凸显了李德仲其人的非凡能力。（注23：“张秀山着《我的85年》，第217页）高岗对这样的干部当然高看一眼，李德仲比较年轻，是东北局的重要储备干部之一，高、李关系自然很融洽。但是，李德仲这个人有个特点，那就是耿直。高岗同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刘锡五关系不睦，高岗一怒之下准备把刘锡五调走，李德仲出于公心前去劝阻高岗不要调走刘锡五，谈话中，李德仲的几句“逆耳忠言”刺激了高岗，惹得高岗当场大怒。此后，刘锡五调走，李德仲代理吉林省委书记。“三反运动”时，吉林省省长周持衡因贪污公款被撤职，李德仲向中央检讨省委的失误，高岗借此建议中央对李德仲“应长期降职降级使用”，李德仲不久就被打发到抚顺某煤矿担任矿长。
“高饶事件”发生以后，李德仲并没有因为高岗整过他而落井下石，仍旧以德报怨。（李德仲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后面将要专门提及，此处不赘。）（注24：尹西林着《周总理智救李德仲》，载《纵横》2005年第三期，第10页）像李德仲这种德才兼备的干部尽管偶尔有不顺耳的声音，作为代表中央、统帅一方的大区负责人高岗也应该加以理解、包容，这是作为高级领导人起码的认知，但高岗却“问过则怒”，动用组织手段狠整李德仲。建国后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李之琏在高岗手下工作时对东北局内部刊物《工作通讯》的突然停发发表了一点个人看法，说看不到这本“通讯”有点“被堵嘴”的感觉。这件事让高岗知道了，高发了大脾气，冲着李之琏喊道：“是对我的路线有意见吗？你说谁堵你的嘴？”后经李之琏解释后高岗才算平息怒火。（注25杨立着《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第45、46页）李之琏其人在建国后丁玲等人遭难时挺身而出直言不讳以致于遭到周扬等人的报复打击，拨乱反正时期，李之琏为大批冤假错案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一个比较正直的领导干部，作家孙犁晚年专门有过回忆李之琏的文章。其实，像李德仲、李之琏这些人，他们言语中虽然有点“刺”，可都是无私心，从工作角度出发，却都没有得到高岗的正确对待，联系到我们在本书第三章提及的高岗迫害黄子文的事情，可以发现高岗的器局是比较狭隘的。难怪毛泽东与罗荣桓私下谈及高岗的为人时，毛泽东说：“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注26：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76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更主要的是高岗个人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政治角色的更替而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高岗进京以后同刘少奇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从“批薄射刘”一直发展到“拥林反刘”。如果单纯的把高岗、刘少奇之间的龃龉看作是高岗的“野心”所致，那就是过于简单的理解这一段中共党史了，也就是过于简单的看待建国初期的毛泽东的思考了。
对于如何建设好新中国，尽快把中国从百废待兴的沼泽中拉出来，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本人心中并无定见。或可说他对经济建设的这一套本来就不怎么懂得，在他第一次出访苏联时，连斯大林都看出来了。斯大林曾对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人说过：“毛这个人搞军事斗争比较有本事，但我和他谈了几次话，发现他对经济领域的问题并不在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很担忧的是中共能不能在这个人的领导下建设好一块和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也许我的担忧是没有意义的。”（注27：米·安·苏斯洛夫着《苏斯洛夫工作笔记》，第55页，俄罗斯驻美大使馆提供，徐逊翻译）毛泽东对这点也不是没有认识。1957年3月22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他说：“我们的长处使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注28：吴江着《文化大革命由来》，1976年上半年稿，载《中国社会主义新路向》，第162页，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3月初版）第一次庐山会议开会前，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承认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毛泽东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年纪大了。（特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5页）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更进一步承认：“那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但是，当1966年2月，中央决定印发这个谈话下发给全党阅读时，毛泽东决定删除“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这与1966年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注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着《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203页）相比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胸中无数”，刘少奇则做了很多的必要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在今天仍旧没有“过时”的理论探索。刘少奇在建国前后就明确提出“经济建设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具体他提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叫做“民主化和工业化”，他特别强调说：“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在刘少奇勾画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注意事项包括严格把握国民经济计划的限度、必须用经济的方法管理国民经济、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注30：庞松着《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载《中共但是资料》总第75辑，第93-98页）事实上，刘少奇的这一总体观点后来也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张闻天等有识之士的回应，并在多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可是，这一貌似超前实则务实的纲领性思路尤其是重视市场关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调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重要内容，却遭到了否定甚至批判，刘少奇在天津的著名“讲话”也给扣上了“支持剥削、盘活资本主义”等一系列导游“极左”标签的帽子，成为后来打到刘少奇的部分口实。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这些想法、构思、思想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赞同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把刘少奇的经济建设思路同中国的社会实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而是始终处在摇摆不定，忽而支持、忽而反对的怪圈中。比如刘少奇反对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左倾”急躁情绪，反对过早的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毛泽东也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但实际上，毛泽东建国后不久就把这个正确看法自我否定了，搞出一个“穷过渡”出来。而刘少奇虽然暂时可以说是勉强的跟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可他始终没有忘怀自己总结的那一套办法，而且时有流露，这就给毛泽东一个“不合拍、不协调”的印象。赵家梁（高岗、贾拓夫、李富春的秘书，曾任国家计委长期计划综合局副局长）回忆说：“毛主席认为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不合格的想法，不是在1964年，也不是在1962年，还要早。从认识上、工作上存在的不同意见，到对一个人整个的看法，不是短时间的，有个认识过程。……毛主席不只一次讲过，听说，有人不愿意走，不想走社会主义的路，我们要推他、拉他，帮他，实在不行，就让他挪挪位置。这句话很重。这个话主席公开讲，知道这个情况的人不少。少奇同志在主席的心目中，从不合拍、不协调，到对他不满、有看法，怀疑他的品质，够不够接班人的问题，这件事有一个发展过程。1953年是比较明显的一段。”（注31：赵家梁口述《参加起草大会报告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以往的一些党史教科书以及一些传统说法总是喜欢在毛、刘之如何建设或者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总方向上做文章，他们认为是这样的分歧导致毛、刘的最终分手，这种皮相之谈除开为尊者讳的背景外，就是很少查考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对整体政治格局特别是中央人事布局上的重要考量。我们已经说过，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自己并无定见，因为直到邓小平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毛泽东本人无法直接清楚地判定哪一种行为是建设社会主义，哪一种行为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林彪后来被毛泽东拉上“神坛”，许以“接班人”，可就在1959年以后，就在林彪极力吹捧毛泽东，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遮羞之际，居然赞成“包产到户”，这是与毛泽东里路完全相背离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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