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占中爆发以来，内地媒体反复提及外部势力的参与。最近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奥巴马在会上否认美国插手煽动示威。但特首梁振英指，他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外部介入的证据。
香港占中运动受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影响
究竟两人所言孰真孰假？或许他们均讲出自己所知的真相。但无论他们各自掌握了什么事实，在目前香港法例中，即使有外部势力介入占中，要将其定罪禁止并不容易。
内地媒体或有时内地官员提到的“外部势力”（external forces），更准确的英文翻译应是external influence(包含影响力的意思)。说“外部??影响”（external influence）是本港占领行动的主要推手，是有事实根据的。首先，“公民抗命”是梭罗(Henry Thoreau)在19世纪中一篇论文的主题，本身就是西方产物。 “占领”此概念则诞生自美国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公民提名”亦同样来自美国。本港有些泛民学者对台湾选举制度百般推崇，认为被香港的制度民主，因为台湾容许“公民提名”总统候选人。台湾方方面面均深受美国影响，当地的“公民提名”制度大概也可溯源于美国。
观乎本港“雨伞运动”的颜色象征、口号用语以至动员模式，种种迹象都显示运动深受台湾学生所领导的“太阳花运动”影响。本港学生及暴力分子一再试图攻占政府总部，甚至最近暴力冲击立法会，很可能就是受今年较早时“太阳花运动”占领立法院的“启发”。此外，至少有一位主张台独的学者曾到本港占领区演讲。过去一年，一些积极参与占中的学者及立法会议员甚至亲自到台湾，向“太阳花运动”取经。占中爆发后，据悉数名“太阳花运动”的领袖亦随即到访本港。
因此，采用“外部”而非“外国”一词，是经过细心考虑的。但即使美式观念及台湾“太阳花运动”对占中发挥重要影响，目前本地并没有什么法规可让政府当局出手遏止这些外在因素。唯一处理跟“外国政治性组织”及“台湾政治性组织”联系的法律条文载于《社团条例》，但当中一些字眼如“联系”、“外国政治性组织”及“台湾政治性组织”的定义狭窄，像今次占领行动虽然很可能是受到台湾“太阳花运动”所启发，但这种联系难以透过上述条例禁止。当然，若有外国政府以公共卫生、公民教育项目为伪装，资助秘密计划，以图鼓动群众推翻政府，则要另作别论。最近美国国务院承认，正检视一个在古巴秘密进行的“民主促进”计划。事缘有媒体调查揭发，美国国际开发署透过参与成立并资助一间幌子公司，设计出一套类似Twitter、名为Zun Zuneo的通讯服务，专门用作招揽异见人士并促成所谓“正面转变”。此等活动不一定牵涉暴力，但却是经过精心部署，旨在煽动示威、要求政府首长下台，制造乱局。一旦这类事件在本港发生，我们需要引入极为复杂的法规，方能将此等煽动行为绳之于法。
不过，问题不仅在于如何草拟禁止颠覆活动的法例。尽管只要法规设计得宜，总可以遏制这类活动，但要扭转一些根深柢固的观念，则并非易事。本港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都会，一向深受很多西方观念影响，要从中去芜存菁，隔绝危害香港的观念，只保留有利香港的，极为困难。对很多占中支持者来说，民主和自由是一体两面。直至最近，人们才发现，原来“真民主”论述是虚假的，或者是过了火，乃至破坏法治，这时占中就开始丧失群众支持了。
在某些人眼中，一些国际流行的理念可以成为凌驾法律的正义理由。要抗衡不利港人福祉的外部影响，港府不但需要有与时并进、设计高明的法规，更需要一套能够抗衡这些理念的核心、理性的哲学。当局需要建立一套新的论述，恢复“一国两制”及实践《基本法》对港人的吸引力。
叶刘淑仪是香港立法会议员，新民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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