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晓阳/二十一世纪是英雄消失、人人站起来的年代，只有人人发挥想像力，多元的世界才有可能。
艺术和革命之间，系著一个灵魂。一九五零年一月，拉丁美洲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开启了他跨越阿根廷北部十二个省的自行车之旅，灵感是来自诗人波特莱尔《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中的诗句：“……真正的旅行者只是这些人……他们永远不逃避自己的命运……他们总是说：‘上路吧’。”不断上路，是切格瓦拉传奇一生的注脚。
革命者矢志打破桎梏和形式的传统世界，艺术家也是。法国已故剧作家安东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毕生希望实践“残酷剧场”，他主张在剧场上少用语言对白，应以身体直接冲击感官，要逼使人类正视真实的自己，撕下面具，然后揭发谎言、卑鄙、虚伪……阿尔托将生命融入艺术，使同时代不少艺术家、作家，包括毕加索、沙特为之撼动，纪德听了阿尔托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说后说：“回到我们这个以妥协打造的安适世界，我们感到羞愧。”
革命者与艺术家之所以能激发出过人的能量，是因为他们都系在同一个灵魂上，这个灵魂叫：想像力。切格瓦拉生长于拉丁美洲，在奔放的音乐和热情的舞蹈中，孕育出他丰富开放的思维。在哮喘病的折磨下，他硬要去玩那最为挑战呼吸器官的美式足球；在美国庞大的军力及中情局严密的侦察系统下，他仍然前进刚果、前进玻利维亚的山区乡落，在潮湿和细菌丛生的恶劣环境下苦战。
然而，想像力可能是创造世界的天使，也可能成为毁灭世界的魔鬼。在艺术舞台，想像力直接冲击人的灵魂，引起反思。但在革命战场，极端、罔顾人道的想像力，却造成人间悲剧，像纳粹时期的希特勒，反右、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红高棉统治柬埔寨时期的波尔布特，这些独裁者在阅读尼采、马克思等思想家的作品后，将之变异为“超人”的想像力，建立极右或极左政权，“改造”社会，进行种族屠杀，终致上演一幕幕人类悲剧。
于是，走到二十一世纪，人们欲改善生活，不能再由上而下，寄望某一英雄式人物的想像力，而是应该由下而上，发挥全人类的智慧。
二零零四年，在印度孟买举行的第四届社会论坛提出了一个由下而上、非常具有想像力的思考。这个由发展中国家的NGO、知识分子、反WTO人士组成的论坛主张：“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里指的可能性是：我们是否可以打破国际资本的垄断，譬如，落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提出并成功实践的“贫穷银行”计划，扩大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我们是否可以解开媒体被消费市场的束缚，譬如，人们支持或亲身参与独立媒体的传播工作，将被主流媒体过滤的社会百态透过现代科技广传出去；还有，我们还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捆绑，譬如，在台湾，每逢选举，统独问题便被政治人物无限渲染，成为分裂社会、局限思维，继而取得选票的武器，于是，人们应该超越这些怪力乱神般的意识形态，回到最实际的生活及生存问题。
二十世纪，切格瓦拉在拉美，以至全球留下了革命英雄的烙印，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是一个英雄消失、个人站起来的年代，只有人人发挥想像力，一个多元丰富的世界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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