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老大帝国走到了十字路口，站在了悬崖边，一步天堂或一步地狱。传承五千年的中华帝国，内忧外患，改良还是革命，农民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风雨飘摇。弱小的日本，在猛然惊醒中，奋而崛起。同样的境遇，不一样的命运，这一切都源于19世纪。本文选自《新全球史》，作者杰里·本特利。
中华帝国最后五十余年实际掌权人慈禧
见证者“天王”洪秀全、慈禧太后和清朝的改革
洪秀全生长在中国南方距广州约50公里的一个乡村，是一户贫苦人家的第三个儿子。虽然他傲慢易怒，但是智力出众。他的邻居们请他做乡村教师，这样他可以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参加科举是获得官职的主要途径，而在清政府的官场中谋得职位能为他的家庭和整个村子带来荣耀和财富。在1828年到1837年间，洪秀全参加了三次考试，但是连最低等级的功名都没有拿到。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几千个考生竞争一个功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成功。但是洪秀全对科举考试深感失望，他情绪衰落，陷入了长达40天的精神错乱，并出现幻觉。
身体恢复后，洪秀全继续做乡村教师。1843年第四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他开始研究一位中国传教士的著作，其中解释了基督教的基本要素。在思索这些宗教小册子的时候，洪秀全开始相信他在生病的那段时间里去过天堂，并且从上帝那里得知他是耶稣的弟弟。他进而相信，上帝向他揭示了他的宿命：改造中国，并铺就通往天国的道路。受到这种信念的启示，洪秀全给自己施洗，并致力于建立信徒团体。
洪秀全个人的宗教观念迅速演变成政治计划：他相信上帝已经赋予他建立一个新秩序的使命，这就是推翻从1644年开始统治中国的清王朝。1847年，洪秀全加入了一个由不满的农民和矿工新近发起的宗教团体----拜上帝会，并迅速成为这个团体的主导者，到了1850年夏天，他手下参加反清起义的追随者已经有一万人。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37岁生日那天，他自称“天王”，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太平天国。作为洪秀全的追随者，太平军迅速从松散混乱的队伍发展成为训练有素、士气高涨的军队，人数超过100万，将清王朝推到了灭亡的边缘。太平天国最激进的信仰之一是在上帝面前男女完全平等，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女人----慈禧太后----在政治上的崛起注定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在19世纪60年代初，慈禧垂帘听政，促进了体制的改变----让汉人而不是满人掌管军队，有效地镇压了太平天国的起义。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和慈禧的帝国权力显示出内部混乱的中国已经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不是唯一在19世纪面临严重危机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德川日本都经历了和中国清朝末年类似的问题。这四个国家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军事的软弱，这使它们在面临外敌入侵时非常脆弱。土耳其、俄罗斯、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的军队都曾和欧美工业化国家交战过或有过军事对抗，很快都吃惊地发现它们的军事力量比工业化国家差得太多。欧洲国家时不时地掠夺土地，或者纳入本国疆域，或者作为殖民地来统治。但是更多时候，欧美的军队利用它们的优势迫使军事弱国做出让步，从而寻求优惠条款，获得商业特权，使工业资本家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在这些军事弱国里实现巨额利润。
这四个国家另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人口压力、农业产量减少、饥荒、政府收入锐减以及各级政府腐败所造成的内部虚弱。土耳其、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严重的国内动乱，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农民发动起义，不同政见者要求改革，政治派系之间互相倾轧，甚至阴谋发动政变。军事的虚弱使这四个国家的统治者无法有效地应对这些国内冲突，于是欧美国家就常常以保护本国商业利益为借口进行干涉。
这样，到了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清朝中国以及日本都成为走到十字路口的社会。除非进行完全彻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否则它们就无法摆脱国内危机，相对于工业化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孱弱。四个国家中的改革者都提出了种种改革方案，如引入明文宪法、限制君主权力、使政府响应民众意愿、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调整教育体系、启动工业化进程等。很多改革者游历欧美，亲自体验立宪政府和工业化社会，并试图沿着工业化国家的道路改造自己的国家。
这四个国家都发起了积极的改革运动，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在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清朝中国，统治者和富有阶层对改革十分警惕，并且抵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地位的变革。这三个国家的改革步履蹒跚，小心翼翼，甚至中途夭折。到了20世纪初，奥斯曼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清王朝都濒临崩溃。但是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已经垮台，无法阻止变革了。日本的改革比其他几个国家更彻底，到了20世纪初，日本已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并准备向更广阔的世界扩张其影响了。被包围的中华帝国
19世纪，中国清朝的皇帝经历了比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更多的困难。欧洲势力对清朝军队实施了军事打击，强迫中国统治者接受了一系列屈辱条约。这些条约削弱了中国的主权，将中国瓜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为它们的经济掠夺打下了基础，也极大削弱了清朝统治者处理国内混乱的能力。政府在疲于应付国外挑战的同时，还要面对危险的内部动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夹在来犯的外国人和国内起义之间的中国统治精英展开了一系列改革计划，以维持社会秩序和清朝政府的统治。但是这些改革的效果非常有限，到20世纪初，中国已经处于极其虚弱的状况。
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
1759年，乾隆皇帝把欧洲贸易限制在广州的码头，在那里欧洲商人可以建立仓库。而中国政府不仅控制着欧洲的商人，还控制着贸易条件。欧洲商人只能和获得特别许可的中国公司----公行----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下，以既定的价格买卖货物。除了费用和不灵活的公行体系外，欧洲商人们还要面对一个对欧洲产品几乎没什么需求的市场。所以，欧洲商人主要以银锭来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和茶叶。
18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为了增加利润，找到了替代银锭来交换中国货物的东西。他们渐渐转向交易一种利润丰厚但充满罪恶的产品----鸦片。东印度公司利用土耳其和波斯的专家在印度种植鸦片，然后运往中国，用以交换中国的银币。于是这些白银流回到英属加尔各达和伦敦，东印度公司再用它们购买广州的中国产品。鸦片贸易扩展迅速：19世纪早期，鸦片的年进口量约为4500箱，每箱重60公斤，但是到了1839年，每年要进口4万箱鸦片才能满足烟民的需要。在这种新商品的帮助下，东印度公司可以很容易地支付奢侈的中国产品了。
鸦片贸易是非法的，但是在中国可以持续几十年不衰退，因为中国政府在法律的执行上，没有任何作为。事实上，腐败的官员们经常通过允许非法交易而中饱私囊。到了19世纪30年代，政府官员开始意识到，中国已经同时出现了贸易和毒品问题。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流失了大量白银，还在中国南方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1838年，政府开始试图阻止这种非法交易，使英国商人的收入受到影响。1839年，中国政府加快了禁烟步伐，任命正直清廉的林则徐负责消灭鸦片贸易。林钦差行动迅速，没收和销毁了大约2万箱鸦片。他的不妥协政策激起了一场战争，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被中国的禁烟行动激怒了的英国商人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进行军事报复以重开鸦片贸易。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1839-1842）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和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在冲突的初始阶段，英国的海军舰船轻松地显示了他们在海上的优势，而中国的沿海城市守军仅仅装备刀枪和长矛，偶有火枪，却无法抵抗训练优良、装备来复枪的英国步兵的压倒性火力。但不论是中国舰队被摧毁，还是沿海要塞和城市的陷落，都无法让中国人求和。
英国军队决定在在蒸汽炮舰的辅助下攻击中国的命脉----连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京杭大运河，由此打破了军事僵局。吃水浅、配备武装的蒸汽轮船可以在河流的上下游之间快速移动，欧洲船只不论在公海上还是深入到内陆地区，都占有军事优势。1842年5月，一只由70只船组成的舰队在“复仇女神”号炮舰的带领下，沿长江溯流而上。英国舰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当它到达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点时，中国政府求和了。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政府经历了几次类似的军事挫败，分别是与英法联军（1856-1858）、法国（1884-1885）和日本（1894-1895）发生的战争。紧随这些武装对抗而来的是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的和约，在中国统称为不平等条约。第一个是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迫使中国接受的《南京条约》，一直到1943年，这个条约指导了中国和外国列强的关系。《南京条约》（1842）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开放包括广州和上海在内的五个通商和居住口岸，强迫清政府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并且给予英国国民治外法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南京条约》只支配了中国和英国的关系，但是在这之后，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奥匈帝国、美国和日本都缔结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拓宽了对外国势力让步的范围；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允许在全中国建立基督教教会；开放了更多口岸。为了使外国产品更容易销售，还有各种条约阻止清政府征收进口关税和保护国内产业。到1900年，90个中国港口处于外国势力的实际控制中，基督教传教士在全中国范围内寻找皈依者，外国炮舰巡游在中国水域。其中的几个条约使朝鲜、越南和缅甸脱离了中国的管辖，从而瓦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
太平天国起义
19世纪末中华帝国的软弱不仅是因为外国的入侵，内部的动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大规模的叛乱反映了中国农民日益加重的贫困和不满。从1800年到1900年，中国的人口从3.3亿上升至4.75亿，增幅超过50%。而同期可耕种的土地却增长缓慢，人口增长带来了中国资源的紧张。土地集中在富有阶层，政府官员的大范围腐败，以及日益增加的鸦片贸易，都加剧了农民的不满。1850年以后，起义遍及中国各地，淮北的捻军起义（1851-1868），西南的苗族起义（1855-1873），以及西北的回民起义（1862-1878）都反映了农民的不满。在各种起义运动中，最危险的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几乎横扫整个中国，把清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乡村教师洪秀全开启并领导了太平天国起义。他主张推翻清朝统治，而他对中国社会进行激进改革的计划吸引了上百万的男男女女。清朝从1644年开始统治中国，其满族统治者顺应了汉族的生活、生产方式，但是很多汉族臣民仍然视他们为异族，厌恶他们。太平天国的改革方案包含了很多激进的特征，对不满的民众很有吸引力，如废除私有财产，均贫富，按需分配，禁止缠脚和纳妾，免费进行公共教育，简化书面文字，以及普及识字教育，等等。一些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还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构建工业社会。虽然他们把部队里的男兵和女兵分成不同的队伍，但是太平天国规定男女平等。太平天国的法律禁止信徒----包括已婚夫妇----发生性关系，但是洪秀全和其他高级领导们却妻妾成群。
在扫平中国东南部之后，1853年，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信徒夺取南京，并将其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他们以南京为中心转战中国南北，起义军经过的乡村，整个村镇的人都会加入，通常是自发的，但有时候也是被强迫的。1855年，数万太平军曾准备攻打北京，但被清朝军队击退；五年以后，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站稳脚跟，威胁到上海。
国太平天国过于激进的纲领使得中国的士绅阶层都站在了清政府一边，维护已有的秩序。当由满族士兵组成的皇家军队无法平息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政府建立了由汉族士兵组成、由士绅阶层成员指挥的地方武装。这种变化得到了慈禧太后（1835-1908）的支持。慈禧是咸丰帝的妃嫔，但在清朝最后50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在欧洲顾问和武器的帮助下，这些地方武装逐渐击败了太平天国。到1862年，洪秀全基本上不再管理公众事务，只在宗教思考和后宫消遣中寻求安慰。在病痛的折磨下，洪秀全于1864年6月去世。几个月后，南京陷落，官军屠杀了数万名太平天国起义者。到1864年年底，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这次起义代价沉重，它夺去了2000万至3000万人的生命，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在被战争摧残过的地区，民众经常要以草根、皮革、麻绳甚至人肉为食。
失败的改革
太平天国起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面对外国的侵略势力和在国内起义中遭受蹂躏的土地，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帝国想要生存就必须进行变革。从1860年到1895年，清朝当局尝试构建一个高效、仁慈的儒家政府，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采用外国技术来加强国力。
最有想象力的改革方案是洋务运动（1860-1895），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兴盛。中央授权一些地方领导人筹办军队、征税和建立官吏体系，从而推行了军事和经济改革。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试图将中国文化传统和欧洲工业科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一方面保有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力图重建稳定的农业社会，另一方面兴建现代船厂、修筑铁路、建立武器工业、开办高炉炼钢厂，并创立学院培养专业科技人才。洋务运动虽然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是只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表面的变化。它没有引入足够的工业使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得到真正的强化。而且它遭遇了来自朝廷的阻碍：慈禧太后就曾挪用海军军费建造华丽的石舫来装点皇家园林的湖面。此外，洋务运动的创始人自身也存在着思想上的矛盾：工业化会带来农业社会的根本变革，而欧式课程的教育会动摇对儒教价值观的信奉。
再者，洋务运动也不能阻止外国对中国事务的持续干涉。在19世纪下半叶，外国势力开始瓦解中国的朝贡体系。1885年，法国将越南并入了其殖民帝国，1886年，英国使缅甸脱离了中国的控制。1895年，日本强迫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并把台湾岛和东三省东南部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到了1898年，外国势力将中国瓜分为不同的经济势力范围。清政府无力抵抗外国列强的要求，给予列强修建铁路和开矿的独家经营权，山东省的给了德国，南部边境省份的给了法国，长江流域的给了英国，东南沿海省份的给了日本，东北的给了俄罗斯。只是因为外国势力之间的不信任和冲突，才使中国免于完全解体。
1898年，这些挫折激发了雄心勃勃但过早夭折的百日维新。这场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是学者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他们印刷了一系列小册子，重新解释了儒家思想，为帝国体系下发生的巨变进行辩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追求的并不是保持中国的农业化社会和文化传统，而是再造中国并使之转变为强有力的现代工业化社会。年轻而开明的光绪皇帝被他们的思想打动，启动了一个全面改革的计划，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保障国民自由，根除腐败，重塑教育体制，加强外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使军事力量现代化，并刺激经济发展。皇族成员和他们在士绅阶层的同盟，以及年轻皇帝的姨妈----残酷无情但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对大范围的改革反应强烈。仅仅在103天后，慈禧太后废除了改革法令，将皇帝囚禁在紫禁城内，并处死了六名改革领袖。改革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到了日本。
慈禧太后认为外国势力正在逼迫她下台，于是在背后支持反对外国人的拳民起义，这个起义是由团练带头的，他们称自己为“义和团”。外国舆论认为起义者是拳师。1899年，拳民们为驱逐在中国的“洋鬼子”和他们的势力而组织起来。在慈禧太后的鼓励下，拳民们在中国北方发动了一场暴乱，屠杀外国人、中国基督徒和与外国人有联系的中国人。他们相信洋人的武器无法伤到他们，因而在1900年夏天，大约14万拳民围攻在北一本法国杂志讨论了在中国发生的运动，其中有一幅插图，表现了起义者在1900年被斩首示众的情景。京的外国大使馆。全副武装的英、法、俄、美、德以及日本士兵迅速粉碎了拳民的行动，对这次攻击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中国政府不得不支付惩罚性赔款，并且允许外国势力在他们的大使馆以及通往海岸的道路上驻军。因为慈禧曾经鼓动拳民攻击外国人，很多中国人认为清朝政府即将崩溃了。724此后的革命起义在全国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甚至保守的中国士绅也加入其中。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11月，在皇帝本人突然意外且神秘死亡后的第二天。她的最后一项国家行为是，指定两岁的溥仪为皇帝。但是溥仪从来没有进行统治的机会：1911年秋天，辛亥革命爆发，到1912年初，清朝的末代皇帝被迫退位。
日本的转型
1853年，一队美国炮舰驶入东京湾，要求和日本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欧洲国家的代表也迅速加入了美国在日本的行动。全副武装的外国势力胁迫德川幕府将军和他的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提供类似于它们已经在清朝中国获得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日本国内的反对势力利用耻辱的外国入侵作为借口，推翻了声名扫地的德川将军和幕府统治。1868年重新恢复皇权之后，日本的新统治者致力于日本社会的转型，以获得同外国势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等地位。明治时期开始的变革使日本成为东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
从德川幕府到明治天皇
19世纪初，日本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衰退的农业生产力，周期性的谷物歉收和饥荒，以及苛捐杂税造成了经济困难，在乡村有时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一小部分耕种者在这一时期变得富有，但是大部分人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土地，变成佃农。大批农民涌入城镇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城镇的经济条件也并不比乡村好。由于稻米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城市的穷人经历了赤贫和饥饿。即使是武士和大名也面临着困境，因为他们陷入了对逐渐强大起来的商人阶层的债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日本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反抗和起义。
德川幕府以保守的改革作为应对。在1841-1843年之间，幕府将军的首席顾问水野忠邦提出一些措施以阻止持续的社会和经济衰退，并巩固德川政府。水野忠邦取消了武士和大名欠商人们的债务，关闭了好几个商人行会，并强迫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耕种稻米。但他的大部分改革没什么效果，反而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德川幕府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国势力坚持要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从1844年开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船只来到日本寻求建立关系。尤其是美国，试图寻找一些港口，以便让其太平洋商船和捕鲸船队停靠，进行燃料和日用品的补给。德川幕府官员拒绝了所有的要求，并坚持排外政策，禁止所有的欧美人来日本，只有一小部分荷兰商人可以在长崎从事受到政府监控的贸易。19世纪40年代末，德川幕府开始为抵御可能受到的攻击而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形势在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开到东京湾时，发生了突然的改变。美国舰队指挥官康莫尔多·马修·C.佩里命令枪炮瞄准幕府的首都江户（现在的东京），要求幕府将军开放日本，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并签订友好条约。幕府将军没有其他选择，于是马上同意了佩里的要求。英国、荷兰和俄罗斯的代表也很快获得了类似的权利。就像几年前清朝的外交官一样，日本的官员也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外国贸易开放日本口岸，剥夺政府控制关税的权力，以及允许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
外国势力的突然入侵加剧了日本国内的危机，并且导致了德川幕府统治的崩溃和皇权统治的恢复。幕府将军对美国和欧洲代表的顺从激起了保守的大名和皇帝的反对，皇帝对不平等条约中的屈辱条款更是感到愤怒，并因其“向蛮族屈服”而质疑幕府将军统治日本的权力。反对德川幕府统治的情绪迅速扩展，南方的长州和萨摩两藩成为不满武士聚集的中心。到1858年，长期被排斥在外，无法插手政治事务的京都朝廷成为反对的中心。不同政见者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集合在一起。
德川幕府的官员并不愿意和平地交出权力。相反，他们以强制持不同政见的大名退隐，处死或关押提出批评的武士等方式激烈地回应对手。但是在短暂的内战中，由外国专家训练、装备有进口武器的不同政见者的民兵武装多次击败幕府军队。随着德川家族的事业走向灭亡，幕府将军放弃了他的职位。1868年1月3日，少年天皇睦仁----后来以其年号“明治”广为人知----掌权。明治天皇（1852-1912）在位期间是日本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
明治维新
明治天皇的复位使政权重新回到天皇手中，结束了从1185年开始的一系列将军的统治。这一事件还标志着一个新日本的诞生。为了能够和外国列强势均力敌，由大名、皇室亲王、宫廷贵族以及武士组成的保守联盟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致力于“富国强兵”这一双重目标。明治政府以欧洲工业化国家和美国为榜样，从这些国家获取知识和专家，以增强日本的国力，赢得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正。明治政府派出很多学生和官员到海外去，学习从科技到国体的所有知识，还聘请外国专家来协助经济发展和培养本土专业人才。
明治时代最著名的旅人是福泽谕吉（1835-1901）和伊藤博文（1841-1909）。福泽谕吉在佩里到达日本后不久，就开始学习英语，1860年，他是第一批赴美日本使团的成员。后来他游历了欧洲，并在一系列大众出版物中报告了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他称赞欧洲和美国的宪法政府和现代教育体制，强烈主张在日本应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伊藤博文四次出国。他最重要的旅行是1882-1883年间，在明治统治者准备构建新政府时，赴欧洲学习宪法和行政管理体系。他尤其对新近统一的德国印象深刻，在为日本起草管理文件时，他从德国宪法中获取了很多灵感。明治领导人的首要目标是强化中央集权，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因为需要破坏旧的社会秩序。改革者们说服大名将土地让渡给君主以换取“华族”的名号后，将原有的藩国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府县。改革者们进而任命新的地方长官，以防止旧藩国的复苏。这样，很多大名发现自己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政府还废除了武士阶层以及支撑这一阶层的薪酬。同时被剥夺的还有大名和武士们以佩剑和梳顶髻表明其军事地位的权利。当明治领导人招募军队时，他们还剥夺了武士们在几个世纪里对军事的垄断。这些行为使很多武士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
明治政府官员通过给予他们政府债券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由于通货膨胀造成了债券贬值，这些过去的武士们不得不去找工作，否则就要忍受贫困。一些武士对新的环境感到灰心，因而起来叛乱，但是新建立的国家军队粉碎了所有的反抗行动。到1878年，中央政府已经不再惧怕会有武装力量挑战其统治了。
接下来，日本的新领导人通过重新修订税制，建立了保障财政基础的制度。农民传统上以谷物纳税，但是因为谷物的价值随着稻米的价格波动，也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波动。1873年，明治政府将谷物税转变为固定货币税，为政府提供可预见的财政收入，而让农民去应对谷物价格的市场波动。国家还开始对可耕种土地的潜在产量征税，不论耕种者实际的产出有多少。在这项措施下，只有那些能将产量最大化的人才能负担得起持有土地，其他人不得不将土地卖给更有效率的生产者。
19世纪80年代，在国内要求建立以宪法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的日益强烈的呼吁下，对日本社会的改造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这些要求也与统治者的看法相符，他们认为外国列强的实力和统一得益于其宪法。因此，1889年，天皇颁布了明治宪法，作为对其国民的“御赐”。这份文件在伊藤博文的指导下起草，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而立法机关----即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宪法限制了日本人描绘的明治天皇，展示了日本在明治时期形象和军议会的权威，而在政府的执事上的转型。行机构里保留了相当多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指挥军队，任命总理大臣和内阁。就像欧洲的议会制一样，总理大臣和内阁都是对天皇而非对众议院负责。天皇还有权解散议会，并且无论任何时候，都拥有在议会进行中发布法令的特权。这样，实际的权力掌握在天皇手中，议会可以提供建议，但永远不能控制他。明治宪法承认个人权利，但同时规定法律可以以国家利益来限制这些权利，并对选举权设置了财产限制，以确保被选入众议院的议员是最富有阶层的代表。在1890年选举中，只有占人口5%的成年男性符合投票条件。尽管有这些保守特色，明治宪法为民众提供的争论和异议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经济举措和政治改革是同步的。明治政府认为强有力的经济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因此兴建了现代化交通、通信和教育基础设施。电报、铁路以及蒸汽轮船航线的建立把地方和区域市场连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政府还通过废除行会限制和内部关税，去除了商业和贸易壁垒。为了提高国民的识字率----在19世纪，男性为40%，女性为15%----政府引入了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体系。大学为最好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尤其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这些基础设施支撑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大部分企业为私人所有，但政府控制了军事工业，并建立了一套刺激经济发展的试点计划。在19世纪80年代，政府将其大部分企业出售给和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私人投资者。其结果是，巨大的经济实力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这些人被统称为财阀或金融财团。到了20世纪初，日本进入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日本民众承担了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成本。例如，日本的农民提供了支持明治工业化进程的大量国内资本。1873年的土地税占据了农民谷物收益的40%-50%，在明治发展的开头几年相当于政府财政收入的90%。购买工业设备的外汇主要来自于低工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品出口。
农民的困难在1883-1884年的一系列农民起义中凸显出来，主要是反对那些放贷者和持有贷款记录的政府官员。明治政府部署警察和军队镇压了这些起义，关押和处死了很多起义者。从那以后，政府实际上没有再做任何可以缓解乡村民众苦难的事情。数十万家庭生活贫困，在营养不良、饥饿和杀婴行为中苦苦挣扎。那些逃离乡村社会去发展迅速的工业地区寻找工作的人发现，国家不允许推进工人福利的劳工组织存在：明治法律将工会联盟和组织罢工视作犯罪行为，1901年，政府还粉碎了一次劳工运动。
尽管如此，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将日本转变为强有力的工业社会，并为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做好了准备。对于寻求结束屈辱条约的明治政府来说，取得和西方欧美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地位是首要目标。1899年，日本取消了治外法权，1902年，日本作为平等势力和英国缔结同盟，以及在战胜中华帝国（1894-1895）和俄罗斯帝国（1904-1905）时所显示出来的令人信服的军事实力，这一切都标志着日本的卓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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