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贪腐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文化，并且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近日，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发文称，贪腐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坏的方面，反腐败，最关键的是铲除官民普遍具有的贪腐人格。
中国贪腐文化
文章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十分丰富复杂的，这一点应该没有人会有异议。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方面，而贪腐文化，就是传统文化中坏的方面之一。中国的贪腐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上一直蓬蓬勃勃、红红火火；在现实中，也有着强劲的生命力。总有人说，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使得所谓“传统文化”被抛弃、遭废黜，其实这实在是过高地估计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何曾真正断裂过？就说这贪腐文化吧，百年来不是一直如一条大河，在流淌着、汹涌着、咆哮着吗？谁敢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了贪腐文化的断裂？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这也早已是人们的广泛共识，不仅文化界、学术界中人认可这说法，就是匹夫匹妇、引车卖浆者流，也没有人会不同意这说法。在传统中国，是男人都想当官。在现代中国，则是男人女人都想当官。女人也有官瘾，女人也想当官，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意义上，要归因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男女同校、男女平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男女可以同样受教育了，男女在政治上平等了，女人也可以参加社会工作、也可以做官掌权了，于是，女人的官欲就也立即产生了。传统的官本位文化、传统的贪腐文化大大拓展了自己的疆域。谁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了、罢黜了传统文化？
当官是为了掌权。想掌权不一定就是坏事。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当将军是为了掌军权，掌军权如果是为了指挥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当然是好事。但想当将军的士兵，却未必都是为了在战场上干一番大事业。当了将军，就能决定别人是否能当个师长旅长，就可能与那些想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的人进行权钱交易了。如果一个士兵想当将军是为了有权卖官，就不能说他是好士兵。而如果想当将军的士兵普遍是为了掌握卖官权，那就应该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才是好士兵。传统中国官本位观念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当了官，就能够以权谋私，就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办事”从而收受贿赂。“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过是一句戏文而已。在中国古代，真正秉持此种信念者，是很稀少的。当官本应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这里的前提是当官的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样的前提，在传统中国本就不存在。在传统中国，男人个个想当官，有人甚至说，男人个个想当皇帝，但有几个人是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想当官，是因为当了官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贪腐的资格；而想当皇帝，则是为了能够为所欲为，能够不受任何制约地满足私欲。有两句老话，很好地阐释了中国古代的贪腐文化。一句是“千里为官只为财”。背井离乡，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做个官，不过是为了“财”。这“财”，当然不是指那点法定的俸禄，而是指以权力换取的贿赂。当官，就一定能够收受贿赂吗？另一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意味着，即便是很清廉的官儿，也能够捞到不少好处。既然“千里为官只为财”，若不能发财，谁愿意“千里为官”？所以，在传统中国，各级官员普遍信奉的是“当官若不能贪腐，不如回家卖红薯”。
当官无非是为了贪腐，所以，在传统中国，官员们普遍具有一种“贪腐人格”。若说贪腐人格只是官员的精神特征，却又未必。即便没有当官，即便没有获得贪腐资格，也能够具有贪腐人格的。热衷于贪腐而又能够贪腐，是贪腐人格的表现；并不能够贪腐却又向往贪腐、渴望贪腐，同样表现为一种贪腐人格。正因为即便是平头百姓也具有贪腐人格，正因为平头百姓也时刻有意或无意地准备着贪腐，所以，他们一旦掌握了一丁点权力，便立即用以谋私。不少人，哪怕当个临时小组长，也想方设法让这根本谈不上权力的“权力”变成实际的好处。小官大贪，其实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现象。小官而能大贪，固然有时是因为官虽不大权却不小，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因为小官把手中本来不大的权力膨化，从而变得很大。当官要能受贿，必须有人来求。守权待求的官，要算是比较好的官。贪腐人格特别发达的官，会想出办法迫使他人来求。一个管自来水的地方，是典型的清水衙门，但这管水的小官却能够家藏现金过亿，其奥秘，就在于他常常给人断水，拿钱来，才恢复供水。
上世纪70年代末，流传一个故事，说某地一个公社书记拍着一个中学老师的肩膀说：“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当营业员！”这说的是“文革”期间的事。教师是国家干部，营业员是工人编制。把国家干部提拔为工人，今天看起来可笑，但在那时却并无可笑之处。“文革”期间，教师渴望当营业员，恐怕是普遍现象。那时候，烟酒糖布等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营业员掌握着这些东西，有人求，这是一种原因。更重要的是，当营业员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捞钱。那时候，白酒是零拷，盐糖之类是用杆秤称，香烟可以论根卖，100斤散装酒卖出105斤、10斤散装盐糖卖出11斤、一盒20支的香烟零卖出25支，是并不需要耍多少手腕的。那时候，我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常向一位营业员亲戚借钱。父亲多次对我说，向这位亲戚借钱时，他右边口袋里掏出的是一把“大拾”，右边口袋里掏出的是一把“大拾”。那时候，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民间称为“大拾”。我记得，父亲这这话时，语气里有羡慕。中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这样的事：广场上正在对一批小偷处以绞刑，而围观的人群中有小偷正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严刑峻法甚至死刑，也不能让所有的小偷从此收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道理在此种场合同样适用。反腐败，最关键的是铲除官民普遍具有的贪腐人格。“能贪而不敢”，贪腐人格仍然存在。只有“敢贪而不能”，贪腐人格才会最终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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