踌躇满志的徐景贤本来可以成为作家，但在“文革”风暴中，他身不由己地成为“大人物”手中的“小玩偶”，成为了张春贤的铁杆，以死保张春桥著称。在四人帮倒台后，徐景贤也难逃牢狱之灾，其人其事渐渐湮灭在历史尘埃中。
徐景贤
徐景贤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是上海市委重点培养的干部，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反戈一击。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从此受到“四人帮”信任。当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之后。把他们的老窝----上海。交给了徐景贤掌管。曾几何时，“四人帮”被粉碎。徐景贤也因参与“四人帮”的一些阴谋活动而被隔离审查，最终被判刑。徐景贤何以从受到信任和培养的干部而成为人民的罪人呢？
思想倾向进步的青年
徐景贤祖籍是上海市附近的一个小城镇一奉城镇，祖上是读书人，曾有不小的功名。祖父经商，家道富裕。而徐景贤的父亲徐雅平是中共早期的党员，1926年就入党投身革命，并和他的入党介绍人李主一共同创办“曙光中学”。他们利用这所学校作掩护，集中革命青年，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然而，徐雅平并不是一个坚强的、能够经受血与火的考验的共产党人，他后来脱离了共产党，成为一个专心治学的无党派人士。这原因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徐雅平通过办中学发展共产党这件事情，也被奉贤县县长得知。国民党于1928年4月，出动军警，查封了“曙光中学”，逮捕了李主一和徐雅平。但是徐雅平和李主一的结果却不同：徐雅平于1928年4月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自首申白”，表示从前错了，现在自首，今后不再参与共产党的任何事情。李主一则坚决不发表“自首申白”，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共产党的信仰，最后被国民党杀害。有意思的是，徐、李二人做不同选择的消息，在一个星期内先后见于《申报》，当时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徐景贤出生在一个没有保持住革命气节的家庭。这对于徐景贤后来的道路选择，不能不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徐景贤的父亲徐雅平因在他办的中学里发展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已经被国民党查封，一家人在奉城镇呆不下去了，于是，他父亲就到上海谋乍。他很快就找到了对象----戴秋楠，并于当年结婚。婚后不久，他父亲又通过同学的介绍，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当教师。从此，他专心致志搞学问，时间一长，倒也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数一数二的教师，收入颇丰，家庭生活也算是旧上海一流的。徐景贤是他父母结婚第五年才出生的。这一年是1933年。他出生时，家庭已经安定下来，又是上海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因此，徐景贤不像劳动人民家庭出生的孩子那样从小受苦，而是从小就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家庭。徐景贤很聪明，上小学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经常夸奖他，还把他树为全班的榜样。
徐景贤的父亲虽然脱离了共产党，远离政治，一心一意搞学问。但在思想倾向上，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总体上还算是同情共产党的。这对于徐景贤是有影响的。徐景贤从小就读了一些进步书刊，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的薰染。上小学时，他仅仅是读了家里面藏的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上中学时，情况不一样了，中学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思想倾向进步的徐景贤自然就参加到学生运动中来。游行、写标语、发传单，等等，他都抢在前面。
但他父亲却鉴于自己的“教训”，不希望徐景贤从事政治活动，多次劝他，不要再参加学生运动了，这样做“危险”。但是，徐景贤不听，仍然照样参加。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大军开进到长江以北，准备渡江解放中国南方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空前活跃，徐景贤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的次数就更多了，由于他表现积极，中学里的共青团组织就想发展他入团。他父亲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他加入共青团。为这件事情。他们父子二人还大吵了一顿。他父亲不仅没有阻止了徐景贤入团，也没有阻止了他入党。在上海解放前夕，徐景贤加入了共产党。
华东局的笔杆子
新中国建立后，徐景贤正好中学毕业。当时，共产党刚刚解放南方地区，需要大批干部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领导工作。一开始，他是在上海市的区里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华东局迁入上海，急需要一批干部，徐景贤就被调到华东局的宣传处工作。当时的徐景贤，工作是积极的。华东局宣传处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他在处长指导下起草的。宣传处长是老千部，也有一定文化，也能写，但他很器重徐景贤，许多文件就交给徐景贤起草。那时，会议多，文件多，起草文件往往不分昼夜，有时一连几天几夜连轴转。徐景贤年轻，身体好，笔头也快，因此，大部分材料的起草工作，就落到了他的头上。而徐景贤恰恰有这样的特点----领会领导意图快，文字功夫好，因此，他起草的材料，是很受华东局领导人赞赏的。一来二去，不光是宣传处的材料要他起草，连华东局的一些重要文件也要他起草。时间一长，徐景贤就以华东局的“笔杆子”而小有名气了。当时，徐景贤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他虽然出身于富裕人家，但并无骄奢之气，平时，就穿着一身列宁装(后来经常穿的是中山装)，衣服上边的口袋里插着两枝钢笔。一双布鞋，要穿许多年，破了也要修补一下再穿。机关里有什么搞卫生、到其他地方劳动的事情，他也走在最前边，干得也最起劲。他为人比较谦和，见到和自己同级或者下级的干部，也总是主动打招呼。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他的爱好就是读书。平时，机关里的干部总是见到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有空就读起来。他起草文件多，与领导人接触也就多了起来，但他在领导干部面前，也并不低三下四，毕恭毕敬，而是自然相处，这样反而使领导干部们更喜欢他了。
但他在华东局最突出的，还是笔头快，文字功夫强。这对他帮助极大。由于有这个特长，他在华东局是很受重视的。一般中层领导干部不能参加的会议，也让他列席，有什么重要政治信息，华东局领导也要向他讲一些，有些重要文件的内容，也要让他知道。目的是为了使他起草文件有个主旨。
徐景贤不光是起草文件是把好手，在业余时间还经常写一些文学作品。其中，杂文、文学评论、小品文等居多。他一般不用笔名，因此，在当年上海的一些报刊上，经常能够看到徐景贤的文章。这使他在华东局得分不少。因为在那个时代，在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是写作高手，对擅长写作的干部，是很重视的。土行下效，在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乃至各县委，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能写作的人。华东局领导人就对徐景贤十分重视。他的文章见之于报刊，领导人也总是要看一看的，这对徐景贤进一步树立自己“笔杆子”的形象，是十分有利的。
然而，徐景贤虽然笔杆子厉害，但在职务提升上却并非顺风顺水，这缘于他的家庭背景----当年他父亲徐雅平脱离共产党时被上海《申报》发表的“自首申白”成了徐景贤家庭出身方面的污点。一段时间，徐景贤心灰意冷。他自己觉得，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前途了，就想另外寻找发展途径。于是想在文学创作方面发展，立志做一名作家。
为了向文学创作方向发展，成为一名作家，徐景贤总是想方设法接触一些住在上海或者在上海担任一定职务的著名作家。他经常去见著名作家夏衍，把他的作品给夏衍看，请夏衍指导。一来二去，他和夏衍的秘书葛蕴芳便熟悉了，二人谈起了恋爱，最后，葛蕴芳成了他的妻子。
平心而论，徐景贤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他的文学创作水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有了很大提高，他写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老练的风格。他后来参与话剧《年青的一代》的改编和创作，该作品获得文化部优秀话剧奖，以及他后来出版过《生命似火》一书，就是证明。今天，我们从徐景贤当年的作品中，仍然能够看到他文笔的优美，描写人物内心世界之深刻。如果不是因为张春桥，徐景贤很可能真的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并成为今天仍然很有名气的作家的。被张春桥看中
1957年，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展开。徐景贤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与别人相比，徐景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经常在领导人身边工作，对上边的精神了解得比较多。他能从领导人的谈话中，了解领导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也有条件站在领导人的角度看待一些事情，因此，在反击右派之前的“鸣放”阶段，徐景贤不但没有任何“鸣放言论”，相反，他倒是从下面报上来的内部材料中，看到一些人的“鸣放言论”以及领导人对这些言论的看法。因此，在这场斗争中，徐景贤一开始就站在“左派立场”上了。1957年下半年，全国开始反击右派，上海的《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反击右派的文章，其中，就有徐景贤写的。与当年《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反击右派文章相比，徐景贤的文章少得多，影响自然也没有姚文元的文章大，但是，徐景贤的文章另有风格，他的文章尖锐、深刻、泼辣、生动。并不硬性上纲，而是旁征博引，风趣幽默，引人爱读，因此，当年徐景贤的文章也吸引了上海一大批读者。在这些读者中，张春桥就是一个。
张春桥在上海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一大早就看《解放日报》，而且看得很仔细。在反右斗争中，作为“左派”人物的张春桥，自然对反击右派的文章更加注意。徐景贤的文章，每发表之后，他都要读。张春桥对徐景贤的观点和文笔，都很赏识。张春桥过去就认识徐景贤，但接触不多。现在以反右文章为线，把二人连了起来。
有一天，张春桥主动打电话邀请徐景贤到他办公室去谈谈。张春桥在问了徐景贤一些情况后，当面夸奖徐景贤的文章写得好。张春桥还向徐景贤谈了目前全国政治形势和他的看法。他鼓励徐景贤继续沿着写政治评论文章的路子走下去。这次谈话，徐景贤给张春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久，张春桥向柯庆施推荐了徐景贤，柯庆施过去也看过徐景贤的文章，张春桥推荐之后，柯庆施也找徐景贤谈了一次话。谈话中，柯庆施问了徐景贤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看法，徐景贤的答复令柯庆施满意。这次谈话不久，徐景贤就被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行政级别也被提了上来。和同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相比，自己不再感到低人一等了。
徐景贤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也有了盼头，跟紧柯庆施和张春桥这两个上海市的大人物，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从此以后，徐景贤热心于吃“政治饭”了。他虽然仍然热爱文学创作，但他把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研究当前政治动向上，花在了研究阅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在市委写作班子里，他经常在柯庆施、张春桥身边，因此，也能够从柯庆施那里，得知中央的一些情况。他也用了很大精力去研究柯庆施每句话甚至玩笑话中的政治含义，在脑子里反复琢磨，得出结论，然后在写作文件时，把有关政治理念揉进去。本来，徐景贤自己的思想就够“左”的，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后，由于紧跟柯庆施、张春桥，徐景贤的思想更加“左”了。那时，他在有关全国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柯、张二人是一致的，因此，他起草文件稿，总是能够和柯、张二人的思想合拍，也就受到了柯、张二人的赏识。不久，徐景贤就被进一步提拔为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同时主抓“丁学雷”写作小组。这个支部书记的职务虽然不起眼，但地位不一般。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是分为几个组的，每个组的头头，都是响当当的“大笔杆子”，而且级别不低。这个写作班子，还分别用一些笔名，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一些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文章，例如，有“罗思鼎”、“丁学雷”等等。当年，一提起用这些笔名发表的文章，一提起写作小组写的重要文件，老上海市委的许多干部仍是记忆犹新的。徐景贤是这些写作组的总管，他经常召集各写作组长开会，研究形势，研究写作文章的问题。市委写作班子的全体大会，也由他召集。他实际上就是代表市委领导人来管理这个写作班子的。
差一点被误认为“保皇派”
柯庚施于1965年4月去世后，徐景贤在上海市委仍然吃香。他仍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仍然受到重用，参与上海市委重要文件和重要文章的起草和写作工作。这原因，不仅是因为张春桥仍然是上海市委领导人，而且因为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人对他也十分赏识。当时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都对徐景贤十分信任，他们的一些讲话稿，他们主持搞一些重要文件，都要找徐景贤起草。徐景贤已经有了“上海市委第一号大秘书”的称号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上海市也陷入了动荡之中。不久，一件一件的大事发生了，一些工厂里出现了给党委贴的大字报，一些学校也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北京的红卫兵也来上海市冲击市委机关了，特别是这一年，发生了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所制造的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不久又发生了围攻《解放日报》等事件。
面对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徐景贤也有了热血冲动之欲望，思想上一贯“左”的他，是拥护和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他也有另一面，由于他和市委领导朝夕相处，也受到一些市委领导的影响，一开始，他对于“砸烂”、“造反”、直接冲击市委机关、破除“四旧”、成立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这些事情，是不赞成的。正是由于徐景贤有这两方面特点，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受到各方面重视的人。主张造反的人认为他思想进步，是“革命派”，老干部们也认为他比较稳当。因此，在上海市委成立文革小组时，他被选定为这个小组的成员。
作为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一开始还是比较稳重的。当发生“安亭事件”时，他为之震惊。他是反对卧轨拦车的。在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获秋受到冲击、批斗时，一开始，他对陈、曹二人是同情的。作为市委“第一号大秘书”，他经常为陈、曹二人写检讨书。在陈、曹二人被揪斗时，他随护在陈、曹左右，有人推揉陈、曹，他也上前拦阻，陈、曹心情不好时，他总是去安慰陈、曹，陈、曹二人坚持稳定局势，维护上海市的正常工作秩序，徐景贤是坚决拥护者之一。那段时间，他作为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紧跟在陈、曹二人左右，把他们的指示尽快的传下去，或者写成文件发下去。他按陈、曹二人指示，经常和各系统、大单位通电话，了解情况，下达稳定局势的指示。这样一来，在上海市委机关，许多人都认为徐景贤是“保皇派”，是陈丕显、曹获秋的人。实际上，这是误解。徐景贤从思想根子上，是和张春桥一致的，他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也是赞成一些“造反”行动的，只不过他当时还认为，“造反”行动要有一定限度。他也是要造反的，但他一时对形势看不太清楚，他迟迟没有行动，是因为他要用一段时间观望形势。
由于徐景贤一度被误认为是“保皇派”，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也险些受到冲击。那时，上海一些高校的红卫兵认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没有起好作用，他们发表的文章，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动的。于是，就纠集一些人跑到上海市委来，要揪出“丁学雷”、“罗思鼎”，要打倒“黑秀才”。
徐景贤是个机灵人，在政治上，头脑相当敏锐。他早就注意到上海一些高校中红卫兵的传单上批判“丁学雷”、“罗思鼎”了，在心惊肉跳之余，他也提高了警惕，他预感到会有红卫兵来市委机关揪“黑秀才”。所以每天上班都稍晚一些，经常在办公楼附近转，观察动静。果然时间不长，同是市委写作班子的历史组(也是“罗思鼎”组)负责人朱永嘉，被红卫兵架走，遭到批斗。
朱永嘉被揪斗这件事情，使徐景贤吓破了胆。他认为，红卫兵下一个揪斗的，肯定是自己，因为在市委写作班子里面，他的地位要高于朱永嘉。
徐景贤一连几天没有睡好觉。他思来想去，认为自己光是这样躲避，总不是个办法，必须来一个根本解决。那么，什么是根本解决之策呢？他想来想去，认定：自己也必须和市委领导人划清界限，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靠上已经是中央文革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才能彻底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
反戈一击
徐景贤打定主意后，就利用自己在市委写作班子工作，知道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钓鱼台办公室的电话的有利条件，悄悄地给张春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张春桥是个多疑的人，接到徐景贤的电话后，并不答复，只是听着徐景贤讲，并不说话。因为张春桥考虑到了徐景贤打电话的用意，脑子里立即想到是否来试探的问题，甚至考虑到了电话那边是否有录音机的问题。徐景贤见张春桥不说话，心中没有了底，他失望至极，心灰意冷，做好了准备被揪斗的思想准备。不料，正在徐景贤六神无主之际，张春桥的老婆文静来找他了。文静向他转达了张春桥的意见：要尽快和旧市委划清界限，起来造旧市委的反，造陈丕显和曹荻秋的反。在朱永嘉被揪斗这件事情上，由于徐景贤曾经让自己手下人向姚文元求救，姚文元也主动通过这条线来和徐景贤联系了。姚文元在钓鱼台那边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徐景贤的家里，向徐景贤讲了全国的形势和发展趋势，明确提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应该向旧市委开火，要反戈一击，你徐景贤是头头，要带领写作班子这班人马，脱离旧市委，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头功。
1966年12月12日下午，已经进入冬季的上海刮起了小风，在动荡中无所事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干部们大多穿上外套，准备回家了。突然，徐景贤通知，立即到会议室集合，要开紧急会议。大家只好集中到会议室。会议开始，，徐景贤一脸严肃。他用两眼把在场的人都打量了一番，然后才慢慢开口道“文化大革命”已经起来了，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到了我们面前。接着，他通报了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斗的情况，通报了姚文元电话中讲的话，还把张春桥的意思，向大家讲清楚了。最后，他要大家表态，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是起来造反，还是被动地当“保皇派”？市委写作班子的秀才们立即就明白了。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与会者纷纷表态：要造反，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徐景贤见火候足了，立即向大家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杀旧市委一个回马枪，要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材料，揭陈丕显、曹荻秋的老底。大家拥护徐景贤的这个意见，于是，他们接着研究具体方案。
市委写作班子这帮秀才们，决定马上做四件事情：第一件：宣布造反，揭发旧市委，特别是要集中火力向陈丕显、曹荻秋开火。第二件：立即成立造反组织；大家推举徐景贤、郭仁杰(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副书记)当这个组织的头头，办一个小报，叫《机关炮》。第三件：要和市委机关其他造反组织联合。说干就干，第二天，徐景贤就和市委办的《支部生活》造反组织的头头王承龙联系，二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合起来，搞一个造反组织，名字叫“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市革联”)，徐景贤当这个组织的“一把手”，王承龙、郭仁杰是领导成员。第四件：把上海市委中，特别是陈丕显、曹荻秋的核心材料抛出来，与市委外面的造反组织来一个里应外合，打倒市委。
于是，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上午，上海市委机关里，出现了重量级的大字报，即揭发上海市委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机密”的大字报，下面属名为“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时，一个叫《机关炮》的小报在市委机关广泛散发，上面刊登了“秀才”们揭发市委领导干部“严重错误”的文章，小报的创办者，同样也是“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大字报和小报上的文章，主要出自徐景贤之手。其他文章也经过了他的修改和充实。大字报和小报一面世，立即产生了影响。陈丕显、曹荻秋等老干部愤怒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一直十分信任，不久前还在帮助自己写检讨材料的人，会在背后给他们一刀。特别是还把上海市委一些机要文件抖落出来。对这件事，陈丕显一直到晚年也念念不忘，回忆起来感慨良多。一些拥护市委的干部也震惊了，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人会在陈丕显、曹荻秋岌岌可危之时，杀他们一个回马枪。北京驻上海的一些红卫兵联络站来找徐景贤了，提出了联合行动的要求；早些时日产生的上海市跨行业的企业造反组织“工总司”总头目王洪文派代表来找徐景贤了，先提出他们坚决支持“秀才”们的“革命运动”之后，又提出内外夹攻，打倒上海市委的总的联合行动方针；奉江青之命，专门从北京来上海“点火”，要打倒上海市委的著名造反头头聂元梓亲自来找徐景贤了，他们共同拟定了“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曹(荻秋)”的战略口号；谈话一直持续了八个小时，徐聂二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谈得很投机。“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毕竟来头不小，吸引了上海市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都来和他们联络了。
在批斗大会上显露头角
但徐景贤又觉得自己千的动作还不算大，他决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由“市革联”发起，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一个“彻底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给上海市委以致命一击，在打倒上海市委上，夺头功，以此确立自己在上海市政坛上的重要地位，同时，把上海市委打倒了，自己心里也踏实了，否则，他也担心会出现“打虎不死反被伤”的结果。经过和“市革联”几个头目商量后，开这次大会的日期，定在1966年12月18日下午，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标是打倒陈丕显和曹荻秋。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准备，大会的工作落实了。
批斗大会一开始，“革命口号”就接连不断。毕竟是“秀才”们主办的大会，与“工总司”搞的批斗大会有所不同，四万多人的大会秩序还是比较好的。大会所设的主席台上，端坐着徐景贤、郭仁杰这两位“市革联”头目，请来的王洪文等著名造反组织头目也坐在主席台上。台下早已经把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一些领导人揪来了，但没有对他们搞任何体罚，还给他们每人一把椅子，让他们坐在台下听从批判。只是时而勒令他们站起来“认罪”，然后还让他们坐下。
大会一开始，就是徐景贤作长篇发言。徐景贤过去长期处于“幕后”，他又比较“低调”，平时话语不多，人们对他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个“笔杆子”。徐景贤在这次批斗大会上的这个长篇发言，让他显露出了头角。徐景贤的口齿清晰，讲话抑扬顿挫，到一定时候还带些感情色彩，很有煽动力，这使有较高文化素养，对公开发言者十分挑剔的上海市机关干部们，对他刮目相看。徐景贤发言，逻辑性强，一环扣一环，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又有一点哲理。更主要的是，徐景贤的发言，历数了上海市委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揭发了陈丕显、曹荻秋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其中有许多上海市委内部材料，包括徐景贤参与起草的重要文件。特别是，由于徐景贤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一系列讨论“文革”的会议，知道一些内部情况，他在批判材料中，把从“文革”一开始，上海市委研究如何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也抛了出来，这个影响就很大了。正是从这个长篇发言开始，上海市一些人对徐景贤另眼相看了，在场的王洪文等造反头目认为他“很有水平”，上海市委机关一些干部也认为他“有才干”，但人们不知，徐景贤这个长篇发言，是把上海市委领导干部们踏在脚下而使自己向上爬的一个最早筹码。他是以背叛上海市委而为自己的进身之阶的。
成为张春桥的铁杆
徐景贤反戈一击，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赏识。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动下，上海市的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次行动，徐景贤是主要参加者之一，在夺权中立了功。因此，“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他被张春桥、姚文元选定为“委员”。不久，“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张春桥推荐，中央文革批准，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连晋数级，一下子跃升为上海市的大官，对此，他对张春桥感激涕零，下决心今后要永远跟着张春桥走，一切唯张春桥之命是从。张春桥也十分信任他，他成了张春桥安插在上海市的一个得力干将。
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上海的局势仍然动荡，张春桥等人既然已经把上海市委打倒，由他们掌了权，接下来就要集中力量稳定上海局势，以维持他们对上海的统治。徐景贤对此心领神会，为张春桥稳定上海打先锋。从此，动荡中的上海，就活跃着徐景贤的身影。上海市的一个叫“上海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的造反组织，出动人马，包围了康平路。宣布夺了上海市的权。徐景贤给张春桥出谋划策，用软硬两手，把“上三司”给搞垮了。上海的一个叫“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的造反组织，派出数千人，冲进上海市主要党政机关，夺了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上海市各区的权，把主要的公章都夺了去。张春桥着急了，派徐景贤出面，找“红革会”头目谈判。徐景贤第一次显露出了他善于交涉，反应灵敏，口才好的本事，他口若悬河，向“红革会”头目讲明利害，给他们指明出路，只一席话，就把“红革会”头目说服，交出了夺去的大印。但“红革会”中一些“强硬派”却恨透了徐景贤。一天，正在“红革会”中做说服工作的徐景贤被复旦大学“红革会”成员抓走了，秘密关押在复旦大学1100号阅览室里。被抓的徐景贤，面对“红革会”成员的威胁利诱，始终没有“动摇”，在危险的处境中，他面不改色，坚持做说服工作。张春桥自然不能抛下他的亲信不管，派出数百名“工总司”队员，冲进复旦大学，寻找徐景贤，还派上海警备区负责人亲自出面，强令“红革会”交出徐景贤，这才救出徐景贤。事后，张春桥知道了徐景贤被抓之后的表现，对他更加信任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