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是对一切知识和人类智慧成果的拒斥；二是对掌握知识的阶层或者知识分子的拒斥；三是对包含复杂的、高深的、需要高度的论辩加以澄清的认识过程的拒斥。有人说互联网助推了反智，是这样吗？
微妙的反智主义
或许，要弄清这一问题还要更加深入的了解反智，了解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
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拍摄了一批反对现代文明、崇尚低智商的电影，其中就包括后来用以代表美国文化与美国精神的《阿甘正传》、《雨人》等经典之作。这类反智电影淡漠智性、知识的价值，而注入了普通美国人渴望的那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放在智商偏低的阿甘身上，就是跑、孜孜不倦却随意随性地跑，最后获得意外却合乎情理的巨大成功；在雨人身上，就是重新获得弟弟的尊重与家庭的温暖。这些电影除了反映出美国人不拘一格的美国梦，以及在新教和天主教伦理下对于家庭的重视，还彰显了普通个体的独特价值。
可是，中国人在经历了“文革”期间“病态反智”的黑暗之后，似乎并没有学会如何理性地反智。中国的影视作品，也因此无法掌握崇智与反智的微妙平衡，常常陷入一种价值偏执当中。
在一般定义上，反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并非人生价值的全部，还有其它的因素（如品性、勇气、见识、德行）在影响人的成败；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其极端表现就是中国“文革”期间、苏联李森科主义时期，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与迫害。前一类反智，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反智，后一类则只能说是片面甚至病态的反智。
最近解玺璋写了一部书叫《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谈到在康梁曾大量组织学会和办报，形成了以儒家公羊学为主要内容的、在公共媒体谈公共政治问题的方式。其实，在中国和欧洲的早期现代公共领域中，都曾形成过类似的机制。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早期的公共讨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知识精英发挥非常显著的作用。公共领域的发言权存在着财产、身份和知识的门槛，普通民众没有实际的发言权。二是公共领域的载体，正在由实体咖啡馆、贵妇的沙龙变成纸质媒体。前两者有着空间、身份与经济的门槛，而纸质媒体所设定的门槛，则是书写的标准与要求，客观上维持了书写者阶层在发言上的垄断地位。
再将视线拉回到当下，一个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那么，互联网是否意味着反智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恰恰是人类高度智慧的成果。它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取得的经济信息爆炸的过程，它对人类既往的知识遗产的整理和索引比书写时代的任何一种知识汇集都要深入和广泛。所以互联网恰恰是智慧的体现。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汉学家洪业，他为中国古典文献做索引工作。互联网后，《四库全书》全部输入至电脑转化为电子版，一下子取消的洪业先生一辈子所做的工作，使得知识分子一辈子的努力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说互联网是反智的吗？不能这样讲。
在知识分子的意义上，互联网与大众社会相匹配，这样的立论进入公共领域的门槛，使更多人能够发言，改变了过去知识分子垄断公共领域的局面，可能会导致少数知识分子的不适感，会觉得过去我说话大家都仰视我，应该听我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反对声出现甚至讽刺的声音出现而有不适感。互联网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让他意识到他很难承担传统意义上教化他人的角色，他实际上是在诸多进入公共领域的人们中的一个，只是其中一个人员，他所提供的也只不过是诸多意见之中的一个意见，只不过是补充他人看不到的观点。知识分子是所有进入公共领域人们中的一员而已。
在复杂、高深的论辩是否可能的意义上，互联网的确存在着反智色彩。这时候会使阿伦特所提出的“如何思考”，或者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理性的公共争论”，或者是德国精英所提出的“论辩”，在互联网不太容易实现，因为互联网的交流是流动化、表现化的，极端的观点不断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古典意义上的公共论辩好像很难建立起来。
这样的话，复杂高深的思考和论辩如何成为可能？实际上，互联网的公共领域又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潜力，因为它具有传统所不具有的多维性（多重的维度），既有像凯迪社区，也有像网易平台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果你像阿伦特等知识精英可以在互联网上组成自己的道德理想国；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组成自己的信息乌托邦。实际上它的多维性为高深的讨论和平易的讨论都提供的相应的空间。所以互联网的反智色彩不仅只是局部的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存在。同样，反向的观察和反向的判断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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