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1905-1998），本名师习德，以俄语译家与苏联问题专家名世。1925年留苏，入基辅联合军官学校，1938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任弼时秘书。1940年回国，长期兼任毛刘周朱的俄文翻译，多次出席中苏两党最高层会谈，协助中共领导人处理中苏事务。1957年主动请求调离中央，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犯错误”开除党籍，下放故乡陕西扶风农场。1962年先软禁后监禁，1966年夏关入秦城监狱，编号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前后蹲监13年，流放5年。1980年复出，任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顾问，1987年瘫痪在床。晚年在《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中详细记述了关入秦城监狱的前前后后。全文如下。
《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喇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的“史无前例”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屈辱、悲哀、愤懑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留在心头！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我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己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疗养(我在《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去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猜测，我能蒙受什么祸患？！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到这个‘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要老实交代。”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师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我宣布：“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同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就在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诃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同我搏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像是高级一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宫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暄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厉，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忏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一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三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一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从他的嘴里早已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一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有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这个可怜虫竟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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