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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之女再现身 向少数“红二代”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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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官媒刊发了采访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的报道称,革命后代要全力支持反腐,反腐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她说,在党内的腐败分子数量不少,从基层干部到高级干部都有,他们已经丢掉了共产党的信仰,走到了人民对立面。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手中权力反扑。早在今年年初举办的新春团拜会上,会长胡木英盛赞习近平有了“非常好的开局”,称习“向弥漫多年的歪风邪气、向老虎苍蝇们开刀,动真格的了”,呼吁“红二代”们抛弃个人恩怨,集体支持习施政。那次聚会成为“红二代”们集体声援习的政治宣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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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之女再挺习近平

有评论称,虽然绝大部分红二代在“文革”之后渐渐离开了社会的聚光灯,但是他们仍然极其厌恶官员的腐败。中共高干与“红二代”们的特权,与中国历史上官僚特权相比,还是收敛一些的。当然这中国近十多年的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类似于胡木英这样的红二代,还是保留一些纯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情结。相比之下,还是能够接受的。

少数“红二代”破坏革命后代的形象

为“红二代”代表的习近平,同“红二代”有“保红色江山万万年”的红色情节。习近平上台前与“红二代”多有互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习上任伊始,打老虎拍苍蝇,雷厉风行,尤其是高调纪念毛泽东,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得到“红二代”们的拥护。他们认为,习的“拨乱反正”,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国家”。

中国的“文革”结束后,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群体开始分野,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演变成了不同的团体,有人从政、有人从商,也有人从艺等等,但这个群体的大部分都渐趋“平民化”。他们所希望的是不要太奢侈,也不要太脱离人民。胡木英这样的“红二代”在一些所谓的联谊会或者是其他活动上依然保持着清廉的作风,并且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有着明确的“纪律”,据历史学者金汕回忆,“将军后代合唱团”纪律严明,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发小儿”递条子。团员们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但是团内规定只叙旧情,不谈其他。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是这群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

而在中国社会上仍有人对“红二代”有一些非议,有人认为他们享受了特权。胡木英就此作出回应称,不排除有少数红二代,腐化堕落,利用父辈的权力捞好处、挣大钱,这些人破坏了革命后代的形象,辜负了他们父辈的革命教育。现今中共反腐败的措施接踵而至,对反腐的力度不断向前推进,对中共党内的奢侈之风和享乐主义进行有效遏制,但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在中共四中全会前夕,红二代张木生在演讲时就爆料,当一些中共党员干部变成所谓的“官老爷”,对人民的“背信弃义”终究会被反腐败的潮流淹没,军队的腐败不只是徐才厚、谷俊山,其严重程度比预想的厉害得多。此言既出,海内外一片哗然。援引《东方日报》今年2月19日有一篇报导说,主流“红二代”认为江山为父辈打下来,自认为是红色江山的“原始股东”。有着强烈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主人翁情结,内心有强烈的愿望与激情去维护父辈抛头颅、洒热血而换取的这份基业。他们对“官二代”们极其痛恨,认为“官二代”是挖红色江山的墙脚,将红色政权推向崩溃的边缘。报道所写的内容也道明了关于“红二代”在经历“文革”之后成为权力市场化的先锋,带头“官倒”,带头办公司,但是等到权力换钱的游戏成了中国“唯一”的游戏之后,许多“红二代”们再度的失落了,因为绝大多数的“红二代”根本玩不过徐才厚、刘志军等之流。

“红二代”们的尴尬

有业内人士指出,习近平的新政就是因为社会上的贪腐现象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治的地步。这些贪官是30多年积累下来的,并非突然出现,可能一开始只是偷偷摸摸地跑官行贿,到后面就越发公开,不知不觉间走到现在这一步。胡木英在团拜会上就此现象也发表讲话称,若是这种腐败的风气持续蔓延,所谓的“延安精神”就会渐渐消亡。

可见或许正是胡木英的草根身份,让她可以理直气壮的为延安精神鼓而呼,为工农底层人民的利益代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讲话是有底气、有分量和有话语权的。然而,频繁的公开呐喊和表态,并没有让胡木英成为一个主流的声音。胡木英担任会长的延安儿女联谊会,有人也因为各种原因退出。同为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的张亚南曾有这样的遭遇:一次大会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次团拜会上,他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胡木英作为“红二代”某一群体的“精神领袖”,其表达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这和他们的成长经历、价值观念与教育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现实社会上的贪官污吏、政治腐败、社会浪费、奢靡、享乐、吃喝之风盛行,与他们的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竭力呼吁当今中国应该按照他们所倡导的社会导向和价值理念走,也就是延安精神。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主流,再加上没有主流的话语权,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在中国现行的制度下,“红二代”在今后几年里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力还需要观察。但是,一些从政红色后代的权力只限于顶级层面,掌握省级或者省级以下广泛权力的人绝大多数并非“红二代”。虽然“红二代”的权力分量在十八大后有所强化,但是对整体已经固化的政治结构和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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