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马克思大女儿燕妮曾问历史学家维特克：“您能用最简明的语言，把人类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吗？”维特克用了四句德国谚语来回答，其中有两句是：时间是筛子，最后会淘去一切沉渣；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当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目前的局势感到困惑的时候，这两句话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并不太赖的回答。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寓意是正义的东西或许在一定时间内不及邪恶的东西，但是长期来看，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否则人类便无法存续下去。通过光明的路上，或许有一段漫长的黑暗，黎明前的夜色或许是最寂静无声的，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迎接曙光的降临。
最近两年以来，中国局势非常诡异，有进有退，每每令旁人摸不着头脑。对于历来高度政治化的中国而言，许多关心国家前途的人都存在一些困惑，看不清中国的走向。鲁迅曾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不管外人抱着嘲笑的口吻，还是持有怀疑的态度，中国自古以来总有那么一批人，怀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与时代共进退，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可是，这两年波诡云谲的局势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陷入迷茫甚至失望之中。比如，不管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的舆论反映，还是辽宁日报对于“呲比中国”的大学教师的抨击，曾经占据舆论高地的自由派似乎集体沦陷，丧失阵地。有不少人认为，最近两年的意识形态正在经历1989年之后最大的寒冬。从严厉的出版审查到禁止新闻记者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从网络风暴、大V受审到21世纪报系、《炎黄春秋》接连遭遇困境，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收缩趋势变得尤为明显。当越来越多的人高呼自由派的舆论阵地大多数都丧失，当一批又一批被视为社会良心的人被抓，当越来越多的人在风口浪尖的时代面前保持缄默，当遍布全国的造神运动愈演愈烈，中国的局势令人担忧。
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收缩相反的是，最近两年以来，中国许多方面的进步和努力是给人希望的。暂且不论震惊整个国际社会的反腐风暴，也不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户籍改革、计划生育改革，更不论干货很多的司法改革，单是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市场化，便有力传递出高层渴望有所作为的信号。如果说意识形态领域的倒退每每撕裂人们的希望，那么其它多个领域的进步则反复地告诉世人不要放弃希望。正是这种矛盾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中国究竟将要往何处去，困惑开始成为很多人的共同心态。
事实上，目前的局势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许多人悲观认为的中国正在倒退，走向集权，改革终究沦为形式，一种是中国正站在黎明前的黑夜，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大的倒退，却只是顽固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负隅顽抗，迟早一切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具体持有哪一种倾向，因人而异。不管是阶级斗争的说法沉渣泛起，还是一批被许多人称为社会良心的人被抓，乃至周小平之流居然能够参加文艺座谈会，确实令人悲观，属于第一种可能性。即使在“宁左勿右”的中国，阶级斗争的说法依然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是对那个疯狂而又野蛮的时代最直接的印象。但凡提起阶级斗争，自然令人不免毛骨悚然，尤其当得知提出者竟然还是中国人文社科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的时候，一种莫名的悲剧情绪更是容易成为不少关心国家前途的年轻人的普遍反应。一批诸如郭玉闪这样的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人物被抓，加重不少年轻人的悲愤之情，使得他们对中国的局势感到迷茫。至于周小平之流，靠着几篇逻辑混乱、事实错误而拒不承认的文章，居然被官方选为互联网时代的代表人物，简直有辱天下读书人。随着此类事情的轮番上演，人们的信心屡屡遭受打击，十八大以来所树立的改革形象面临质疑，激进的主张有意无意之间获得不少人认可，而这或许是任何一个希望看到中国以最小代价实现和平转型的人所不愿看到的局面。第二种可能性比较乐观。今天的中共毕竟不同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强人政治早已退出舞台，重大改革都是党内各种势力博弈的结果。既然社会上有改革的强烈诉求，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各种理由来拒绝改革或许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普遍做法。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所鼓吹的阶级斗争，与其说是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倒退，不如说是某些支持阶级斗争的势力为了能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面增加话语权而进行的临阵反击。与此相似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反宪政逆流一度甚嚣尘上，后来迅速引起反击，舆论上火药味十足。在此过程中，许多人看到党媒大张旗鼓地反宪政，愤怒之余，更有失望之情，担忧中国将往何处去。可是，接下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力度之大，出乎大多人意料。本次四中全会同样如此，即使有《红旗文稿》刊发阶级斗争之类文章，但是最终公布出来的决定却是有所进步的。类似情况，在中共历史上并不罕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便有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那场著名的论战期间，官方喉舌、党媒、解放军报分化为两大阵营，硝烟四起，各方声音轮番较量，最终“两个凡是”处于下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赢得舆论上的胜利。对于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的政党来说，意识形态可谓是中共最为敏感的神经，一有风吹草动，不仅中共会有一种如临大敌的过激反应，而且外界同样变得神情紧张。鉴于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意识形态来反击，以及中共本身便是一个靠意识形态起家的政党，所以最近两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收缩有可能只是黎明前的短暂黑夜。
不管是第一种可能，还是第二种可能，乃至别的可能，其实都是一种揣测，一种未经证实的分析。对于一个政治不透明的国家来说，高层怎么想，改革派与既得利益集团如何博弈，到底谁是真改革，意识形态领域为何收缩……诸如此类的问题，高层之外的人都很难洞悉。有太多的信息，旁人无法接触，有太多的权力博弈，旁人无法涉及。即使旁人有着远超常人的敏锐眼光，仍然难以对高层政治以及未来走向作出十分精确的分析。这不是说旁人缺乏深刻的洞察力，更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表达政治不透明社会的残酷现实。曾任社科院副院长、国内自由主义先驱的李慎之先生曾说过，在中国能看得懂这种政治，能负责任地发言，非得在如此政府里当过部级干部以上。作为一位饱经风雨，一度出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老学者，李慎之先生的话，确实不乏道理，揭露出许多人不愿公开道明而又确实存在的事实。高层政治之于局外人，总是隔着千道围墙，其神秘程度，堪为天下一绝。殊不知，对于现实政治来说，若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是很难做出符合事实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政治不同于思想，更不同于学术。如果说学术、思想重在前瞻，重在保持独立性，那么政治更多则是妥协，要擅长随机应变，要学会统筹兼顾。正因这样，中国目前的局势到底是怎样，便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只能猜测，而不能简单认定。
也许正是对于中国目前的局势感到困惑，许多人选择沉默，选择逃避，甚至变得心灰意冷。他们的选择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却不值得提倡，尤其不是一个对于时代怀有责任的人所应当做的。无论何时，局势怎么样，不单单是高层的责任，更是所有公民的责任。那种自觉不自觉中将局势不明朗当作自己不作为的理由，其其心态很像古代那些将国家兴衰的责任全部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的臣子。与其耗费心神去分析高层是否真心改革，还不如自己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改革添砖加瓦。与其在众人高呼改革的热烈氛围下锦上添花，不如在凄冷的政治寒冬雪中送炭。中国局势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更是大多数人无法直接决定的问题，但是却是大多数人可以间接影响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局势走向来说，不单单是自上而下的力量在决定，更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在决定。即使高层真心改革，可是假若没有自下而上的推动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改革仍然有可能昙花一现，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任何成功的社会改革，最终都取决于生活于其中的大多数人。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真正的恐怖不是整个社会弊病百出，而是不再有希望。中国是一个特别考验人的耐性和韧性的国家，每每你怀有莫大期望的时候，社会依旧原地踏步，导致希望一再落空，直到只剩下失望。目前的局势，让许多人不再怀有希望，只剩下漫长的沉默。可是，对于所有关心国家未来的人来说，如果我们连仅存的希望都没有，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多少世纪以来，希望都是支撑人类前行的支柱，都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最大理由。面对愈来愈令人困惑的局势，我们该做的是怀有希望，怀着“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态度。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好的时机，因为这是无法预测的，只有后来者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若没有现在的努力，好的时机永远不可能到来。
自古以来，改革的成功都要假以时日。对于一辈子只有几十年的个体来说，改革的周期确实过于漫长，等得心神疲惫，最终很有可能带着遗憾逝去。可是，对于浩瀚的历史来说，改革所需要的周期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但是法国真正建成一个成熟的现代民主国家却是1958年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期间法国不知经历多少革命、政变、复辟、战争。置身于其中的人固然非常痛苦，有志之士更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可是对于后人来说，对于历史来说，这种代价也许是正常的。正是因为历史的不可捉摸，生活于其中的人，最重要的不是整天期待着改革成功，而是反思自己为改革做了什么，不要幻想一劳永逸，不应期望一切如愿，但是却可以相信功不唐捐，可以尽自己的责任，至于结果，不妨豁达点，因为即使生前看不到改革的成功，但是至少可以通过现世的努力来让改革造福于后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学家高尔泰离开兰州大学之前曾送给青年们一句话：“希望大家都能以真我面对世界，给自己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相信这些小小空间，最终会连成一片。”我们不知道中国局势到底怎么样，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有更多的人，怀着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进一步，形成合力，相信未来中国不会令人失望。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