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元老杨尚昆逝世三年后，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9月出版《杨尚昆日记（1949年至1965年）》上下卷。日记问世后即受到各界关注。2011年以来，网上流传《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一文，此后又有《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一文在网上出现。两篇文章都假托《杨尚昆日记》的名义，互为托衬，互作伪证，编造出许多抹黑攻击胡耀邦和邓小平的邪恶说法。对此，2013年10月25日出版的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4期刊登署名盛平的文章《质疑<杨尚昆日记启封>》指出，《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系一篇彻头彻尾的欺世之作。
《杨尚昆日记（1949年至1965年）》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该文充满对邓小平、胡耀邦和其他一些老同志的刻骨仇恨，作者为什么这么做？耐人寻味。在文中，
盛平表示：“
是国内的什么政治势力，抑或海外的什么政治势力？希望编造者站出来对质辩论。该文出自海外‘网’，没有署名作者。据网显示：编者按：投稿者未注明出处，网络搜索结果显示，可能来自‘新华文摘’。来自‘新华文摘’肯定是假的，莫非是网自己的大作？”
伪造政治领导人的日记，编造历史，传播谣言，是近年互联网某些人的一大发明。2006年8月，香港《争鸣》月刊曾发布《林彪日记》档案，事后证明这个日记是伪造的。2007年初，网上流传《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3月23日，有关机构和个人发表声明：《邓颖超日记》系伪造。近来流传的《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以下简称《杨尚昆日记启封》)一文也系一篇彻头彻尾的欺世之作。
杨尚昆是中国党史和国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一生波澜壮阔，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草创、板荡各个历史时期；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到邓小平时代的国家主席，经历跌宕起伏。2001年9月，在杨尚昆去世三年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1949年至1965年）》上下卷。《杨尚昆日记》是国内迄今出版的地位最高的中共前领导人的日记，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一部日记，日记问世后即受到各界关注。“文革”十年，杨尚昆受到监禁，绝少可能写有日记；其复出后，升至党内中枢重臣，参与党内重大事件，动向引人关注。但期间是否记有日记，坊间说法不一，官方亦无公告。2011年来，网上流传《杨尚昆日记启封》一文，此后又有《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一文在网上出现。两篇文章都假托《杨尚昆日记》的名义，互为托衬，互作伪证，编造出许多抹黑攻击胡耀邦和邓小平的邪恶说法。该文捏造1988年7、8月间，杨尚昆6次到胡耀邦家与胡深谈，胡向杨透露党内重大机密，杨将谈话内容写入日记。经笔者考证，以上均系捏造。现对《杨尚昆日记启封》一文真伪做一个详细说明，以正视听。
一、杨尚昆日记档案纯属捏造，胡绩伟也从未发表对《杨尚昆日记启封》的看法
《杨尚昆日记启封》文中称：“（2005年）11月18日到11月21日，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杨尚昆日记档案、公布了胡耀邦病危期间与杨尚昆的谈话档案。”笔者曾询问过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章百家，他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说：2005年11月，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和中央党校组织过这个研讨会，中共更不存在中央理论研究室这一机构，所谓“首次公开杨尚昆日记档案”和“公布胡耀邦病危期间与杨尚昆的谈话档案”纯属子虚乌有。他也从未耳闻有“杨尚昆日记档案”和“胡耀邦病危谈话档案”之事。胡耀邦1989年4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4月15日早晨不幸病逝。在病危期间，胡耀邦亲属始终陪伴在胡耀邦同志身边，身边工作人员也守候在北京医院病房。杨主席去北京医院探过病，但与处于病危状态的胡耀邦没有单独交谈过。据《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1989年4月8日至15日条：“护士轮流守护。病情有波动，一天比一天趋于稳定。很多人来探望，医生不准进入病房。……一再要求看书看报，医生不准，叮嘱护士和陪护家属，不要同他谈时事政治，以免激动。”
杨尚昆和胡耀邦没有在胡耀邦病危期间单独交谈过，所以不可能有这种所谓的政治“日记”，也不可能有记录，更不可能存档成为归档的“档案”，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对于《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一文的真伪，在胡绩伟生前，我们曾经向他核实此事。胡绩伟是《人民日报》正部级退休干部，他表示，他看病住院都在北京医院，从未在西安住过院，他90多岁了，怎么可能去西安住院？他也从未就杨尚昆日记启封一事接受过采访，《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完全系伪造之作。近日，我们又向胡绩伟女儿胡雪涛核实，她表示，他父亲胡绩伟从未接受过他人就杨尚昆日记的访谈。胡雪涛对伪造他父亲的访谈来丑化胡耀邦和邓小平的作法，表示愤慨。
二、《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严重抄袭《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造假手法如出一辙
仔细阅读《杨尚昆日记启封》，我们发现该文与《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的写法如出一辙，无论是文章标题、段落编排、遣词用句，还是内容情节的杜撰，完全是一个套路。当然抄袭时也有变化，杨文抄邓文时，很多人名换了，汉字数字改成了阿拉伯数字。1、关于《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的文章标题。相信同时看到《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和《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的读者，一定忍不住哑然失笑，这两篇文章的标题何其相似，党史大人物“临终忏悔”，确实能够吸引眼球，但如此一模一样，杨文编造者也太缺乏创意了，连文章标题也不避抄袭之嫌。
2、关于中央党校等召开“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研讨会”。《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11月18日到11月21日，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杨尚昆日记档案、公布了胡耀邦病危期间与杨尚昆的谈话档案。这一切，可以从杨尚昆日记中得到印证。”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一文的开头：“今年一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笔者注：本章引文部分用标黑提示两文一致处）
本段文字基本一样，不过换了人名和时间而已。中共中央没有中央理论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抄袭者把这个错误也照搬过来了。据查，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开过“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研讨会”，更何谈公开杨尚昆日记档案。
3、关于杨尚昆日记档案的保存。《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1997年11月，杨尚昆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我身体极度虚弱，有可能去见马克思，如何处理有关我的日记资料档案？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杨尚昆：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一九七八年十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本段文字基本一样，只不过将人名和时间替换而已。
4、关于杨尚昆同志日记档案解密。《杨尚昆日记启封》说：“1998年3月2日，在中共第十五届第三次全会后，杨尚昆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杨尚昆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邓小平同志功过评价等方面。’直至杨尚昆逝世后，他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2009年3月，中央对杨尚昆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该文说：“1981年7月2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二〇〇四年三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即使是抄袭也是漏洞百出，缺乏对中共历史和现实的基本常识。比如，“中共第十五届第三次全会”的表述，而且1998年3月前召开的是十五届二中全会，而不是三中全会。
再有，把江泽民称为“中共中央主席”，显然抄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中所说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如何如何。众所周知，中共早在1982年9月十二大以后就不设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了，此后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第三，《杨尚昆日记启封》说“他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这依然是抄自《邓颖超日记启封》“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实际情况是，中央政治局属下机构中没有机要局，只有中央办公厅下设有机要交通局，负责中央文件传送等工作。
至于说2009年3月启封日记，“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等，经笔者向中共中央党研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询问，他说这完全是子虚乌有。
5、关于胡耀邦突然发病。《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会议时，突感胸闷难受，经过一时抢救后住院，直至4月15日突然逝世。在这七天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4月12日、4月14日和4月15日发出三次病危通知。”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据胡耀邦女儿满妹《思念依然无尽》一书记载，胡耀邦住院期间，北京医院从未发出过病危通知，更没有发出3次病危通知。至于《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中所说周恩来住院发出5次病危通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香港客人费彝民；5月7日，周恩来前往北京医院看望谭震林、汪东兴；7月11日，周恩来同朱德谈话；9月25日和11月12日年谱无记录；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下午至夜间，在京大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分批前往医院探望。邓文中关于周恩来病危通知的说法纯系瞎编。
6、关于请小平探视耀邦。《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1989年4月13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李鹏和乔石提出：‘小平同志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耀邦？’邓小平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他的情况我了解，不是大病，住几天医院就好了。’”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该文说：“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1989年4月13日，邓小平在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编造者的杜撰。《邓小平年谱》没有这次会议的记录。另据《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试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应由总书记主持召开，并在《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此时总书记赵紫阳并未出访，即使有这样的一个会议，也应该由赵紫阳主持。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5月3日，周恩来去中南海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大家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何必还要去“探望”周恩来？
7、关于胡耀邦同志病危。《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1989年4月14日，在医院第二次发出胡耀邦病危通知后，江泽民，李鹏，乔石，杨尚昆等联署上书邓小平：‘盼小平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邓小平委托邓林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该文中对应的内容为：“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89年4月14日，江泽民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他不可能排在常委和杨尚昆前面，联署上书邓小平。中央既然没有发过胡耀邦的病危通知，何来大家联署上书邓小平呢？此时的总书记是赵紫阳，造假者却没有把他编排进联署第一名。同样，1975年9月25日中央并未发过周恩来病危通知，叶帅等人9月28日何必要联署上书毛泽东呢？当时毛远新正在赴新疆参加新疆自治区的庆典活动，怎么能受毛委托传话呢？
8、关于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杨尚昆日记启封》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9日，中央政治局请示邓小平的意见：‘是否出席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紫阳致悼词便可，我身体不好，就不便去了’。但4月22日邓小平在卓琳的劝说下，还是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该文说：“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相隔十多年，毛泽东和邓小平说的话竟然一样，造假者的水平和创造力可见一斑。9、关于杨尚昆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杨尚昆日记启封》1989年6月23日处写到：“人民军队怎能向人民开枪？我（指杨尚昆）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改革开放有十年了，可是物价飞涨，官倒横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强烈不满。64事件中学生是有错，可也不能开枪呀。”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中1975年10月3日一段：“我（指周恩来）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着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这三句套话完全是抄袭，足以判断《杨尚昆日记启封》的真假。
通过以上9段文字的比对分析，《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无疑是一篇托名伪作，完全是模仿抄袭《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或许是出自一人之手也未可知。
三、对《杨尚昆日记启封》捏造历史情节的批驳
《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已被中共有关机构和周恩来、邓颖超亲属证明是伪造之作，抄袭《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的《杨尚昆日记启封》一文自然更是欺世之作。既然该文已被证伪，本无需多费笔墨，但是鉴于该文在网络上流布甚广，且掺杂着若干坊间流传的涉及胡耀邦的谣言和诬蔑之词，笔者在此，对该文中涉及的有关内容作进一步的批驳：
1、关于胡耀邦和杨尚昆是否有六次谈话。《杨尚昆日记启封》说：“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6次，每次长谈约5个小时”。即7月13日、7月14日、7月19日、8月5日、8月6日、8月24日共6次。据向胡耀邦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李汉平了解，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欲见胡耀邦，作为警卫秘书的李汉平不可能不知道。几乎时刻不离胡耀邦同志左右的李汉平回忆，在8月1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建军节纪念活动上，杨主席见到胡耀邦。胡坐在沙发上，杨俯下身，关切地询问胡的身体情况，建议胡出去走走、散散心。除此之外，1988年7、8月间，胡耀邦同志和杨尚昆同志不曾在胡耀邦家里会过面，也不曾在其他地方见过面。如果按《杨尚昆日记启封》所说，杨尚昆见胡耀邦是了解情况，并无其他不可告人之秘密，则没有必要避开身边警卫人员。根据中央警卫工作的规定，李汉平职责所在是每天始终不离胡耀邦左右。首长6次会见杨主席，每次5个钟头以上，警卫秘书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简直是匪夷所思，何况杨尚昆贵为国家主席。据向胡耀邦同志的亲属了解，他们也从来不知道这件事。结论是，除了8月1日胡杨在公开场合偶然碰过一次面之外，在这段时间内胡杨没有见过面，故也没有6次累计30个小时以上的谈话。既然会面都不存在，又何谈杨尚昆记有见面谈话内容的日记？又何来关于杨尚昆日记的“档案”呢？另据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记载，1988年7月，陆定一、胡绩伟和秦川曾拜访过胡耀邦，并没有杨尚昆见胡耀邦的记录。8月1日后，胡耀邦同志去山东烟台疗养，何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据沈宝祥编印的《胡耀邦诗集》一书记载，8月初，山东省原团省委书记林萍看望在烟台休养的胡耀邦，胡耀邦赠林诗一首；8月10日，胡耀邦赠作家魏巍诗一首：“禹域乾坤变，人间爪鸿新。梁音千百啭，此曲最牵情！”胡耀邦在同日给魏巍的信中说：“我现在在烟台治疗，情况甚好。”8月14日，胡耀邦在烟台又赠肖克诗一首：“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夜度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诗后注“8月14日”。8月下旬，胡耀邦在烟台东山宾馆接见来烟台疗养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陈曾在中央党校做他的秘书，两人相见甚欢。9月1日，陈维仁又来胡耀邦住所看望，胡耀邦并于当日诗赠陈维仁：“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退作长寿翁。十载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瀛蓬。”陈维仁吟诵赞老首长诗，有4句是：“戎马倥偬为大同，十年开拓振雄风。壮心难酬忧国运，神州功盖有三中。”胡耀邦在与陈维仁的谈话中说：我们党犯过错误，有的错误往往重复多次都没有接受教训，搞个人迷信，历史上大的有两次，结果都不好。但看来有的人至今没有吸取教训。
有文字记录的胡耀邦在北京和在烟台疗养时的活动，再一次证实7、8月间杨尚昆不可能像基辛格秘密会见毛泽东一样，在北京秘密会见胡耀邦，也不可能从北京坐飞机到烟台秘密会见胡耀邦。
2、关于华国锋职务变动及民主墙问题。《杨尚昆日记启封》1988年7月14日称：“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华国锋同志的职务变动，是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酝酿的，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公之于世。华国锋去职以后，胡耀邦正确对待华国锋，反对丑化华国锋同志。
1980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认为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如宣扬个人迷信，坚持“两个凡是”，影响老干部的解放使用，要对“洋跃进”负责，有的老同志还指责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党内也流传有“八人帮”的说法。胡耀邦不赞成说华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赞成说华是“坐飞机”上来的。他说：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P551）。关于“洋跃进”，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这个责任我们大家都有份。因为当时大家都同意了。处理华国锋的决议，胡乔木起草，经胡耀邦修改，措辞较和缓。当时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华的党中央主席的位置应该变动。在杜导正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赵紫阳的一段回忆，赵紫阳说：叶帅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国锋。“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
耀邦同志认为动华而引起的人事变动，不是一件小事，甚至还是一步险棋。据胡德平1980年10月12日日记记载，胡耀邦说：新的考虑，我认为是步险棋，我、赵（紫阳）、胡（乔木）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关于中央领导体制，胡耀邦设想：“我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认为我在主席团中也不合格，……在这样的位置上多做工作。”（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他认为党的最高领导最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记）胡耀邦的设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过，但没有被接受。
实行主席团制，华国锋是党的副主席，是主席团成员，这是胡耀邦针对华国锋退出党的最高领导职位之后的一种设想。为了实现这个构想，他找了很多党内同志讨论此事。他为此构想一直努力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十二大上，华国锋落选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6位常委，第7位华国锋落空。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将党的主席制改为总书记制。
胡耀邦还向邓小平等几位老同志谈到：“党的主席我不能当！”前后共达10次之多。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时，胡耀邦没有参加投票，他提前到湖南向地方说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华国锋问题的讨论意见。
1984年1月9日，胡耀邦在湖南溆浦视察，听取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湖南整党工作情况汇报后，对在湖南要不要提肃清华国锋影响的问题，明确指出：不要搞，不应该搞，不能搞。否则，势必引起混乱。他说：如果提肃清华国锋同志的影响，无非是两种办法：一是宣布华国锋的错误，层层讨论；第二是要说清谁跟华国锋犯过错误。这样做下来，后果难以预料。层层讨论，则势必搞成层层揭批，凡是和华国锋有过接触的，都得讨论一番，自我解剖一番。那就可能搞成上挂下联，以人划线，显然会引起混乱。胡耀邦指出：党内斗争决不能搞以人划线。如果在整党中去划分谁是跟华国锋的，谁是反华国锋的，人为地划分这个派那个派，这实际上是以人划线。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人划线的事，再也不能干了。
华国锋落选后，陈云讲不再做工作了。但胡耀邦坚持给华国锋政治局委员的待遇。新当选的办公厅主任胡启立看望华国锋，曾被老同志制止，并称“下不为例”。胡对华的态度，是邓对胡不满的原因之一，也是胡被迫辞职的原因之一。1987年初，邓与胡的几次见面中，邓都说胡对华的态度不对。胡耀邦去世前十天，曾对人谈到华国锋问题。胡耀邦认为华的主要问题是继续搞“两个凡是”个人崇拜，这是受了几个秀才的影响；他认为对华国锋的问题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些，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胡耀邦特别强调，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胡耀邦的看法得到党内大多数老同志的赞同，他的讲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根本不存在胡耀邦“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
关于民主墙，这是华国锋时代中国民主进步的标志性事件。西单民主墙是北京人民在要求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冤假错案，批判教条主义，批判极左路线中形成的类似英国海德公园那样一块社会民主之墙。民主墙始于1978年4月清明节贴于该墙上要求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捂得捂不得》。高潮始于为《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事件鸣不平，与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内外呼应。叶帅讲，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民主墙是社会民主的典范。邓小平说：关于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1979年初，在谈到全国政治思想动态时，华国锋说：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这是三中全会决定的一条政治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这应当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复，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当发扬民主时，号召大家鸣放，出了问题，接着又来个反无政府主义。要引导我们的民主生活健康地、有秩序地发展，避免走弯路。
西单民主墙的兴起，推动了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务虚会的进程。西单民主墙并没有针对华国锋，也不存在邓小平怂恿以民主墙搞掉华之事。
3、关于胡耀邦是否见过师东兵。《杨尚昆日记启封》称：“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该说法来自师东兵的《政坛秘闻录》一书，该书所记胡耀邦见师东兵一事，2009年已被证明是编造的（详情见《师东兵中共高层<政坛秘闻录>风波》，《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和2009年7月底《南方周末》文章）。
据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回忆，1988年春节到4月底，胡耀邦一直在解放军305医院住院，出院后到河北考察。胡耀邦警卫秘书李汉平说，胡家有中央警卫局警卫守卫，师东兵不可能进胡耀邦家而不被询问。凡要见胡的人，都须经他联系安排，在胡耀邦辞职后的敏感时期，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门外。况且此时胡耀邦在部队医院住院。另据《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记载，“春节后，因长期废寝忘食地工作落下的胃病、腰痛、颈椎病日益加重。先到怀柔休养所疗养一段时间，春节后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治疗。带去很多书。”“3月15日至19日，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因病请假，未出席会议。”
曾任山东、四川省委书记的谭启龙曾著文回忆，1988年3月，他携夫人严永洁和子女到医院探望胡耀邦。于光远曾著文回忆，4月下旬他到解放军305医院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对于光远说：几个月来自己的体重一直下降，而且直到现在体重还没有出现回升的趋势。于光远建议，像他那样的人，那样的经历，特别是他当总书记后那几年的经历，应无顾虑地如实写出来，为研究当代中国历史提供第一手材料。（见于光远回忆）
《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1988年3、4月份胡、师见面是瞒着家人在家中秘密会面，实际上此时胡耀邦住在305医院，根本不在家中。胡耀邦对待同志、家人一贯坦荡真诚，怎么会背着家人、秘书，偷偷摸摸在家里见师东兵？2009年，胡耀邦的几位秘书和胡耀邦亲属已经证明：胡耀邦根本没有见过师东兵。2011年《杨尚昆日记启封》还以假做真，引用师东兵的说法来散布传播谎言，更进一步证明该文是欺世之作。因此可以这样说，凡是引用师东兵描述胡耀邦的文字作品，都是造假之作。
4、邓小平、胡耀邦是否是四五运动的后台？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文革”、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极左路线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四五运动”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杨尚昆日记启封》重点篇幅是抹黑“四五运动”。该文7月19日日记又称：“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中说，“1976年清明节时北京的群众给总理送花圈是完全自发的。但有人张贴和宣读攻击江青和张春桥的诗歌和演讲，的确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策划的”。
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说法来源于“四人帮”。“四人帮”为了达到打倒邓小平，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的目的，诬陷他是事件的总后台，将“四五运动”描述成一场有预谋的右倾复辟活动，邓小平、胡耀邦两位革命家成了阴谋家。
姚文元在炮制人民日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时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此后，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评论、文章，就把“邓纳吉”、“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总根子”种种诬陷之词，加在邓小平的头上。姚文元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作组与反动写作班子梁效合写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姚文元亲笔把“一手造成的”改为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四人帮”在《人民日报》上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是中国的邓纳吉，中央据此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年谱》1976年3月下旬—4月初条记述：“三月下旬，南京等地爆发声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向各地下发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经毛泽东圈阅），要求全部覆盖‘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彻底追查‘幕后策划人’。四月四日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二百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为了不使江青等找到借口，邓小平要求全家人在这期间都不去天安门广场。”
1977年3月10日—2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指出，经中央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须知，此时的华国锋并不会袒护邓小平，“四五运动”也是拖了一年半后，1978年底才平反的。因此华国锋1977年3月代表中央作出的结论，并不是被迫的，也不是为了解脱邓小平而违背历史事实的。
据胡耀邦女儿满妹所作《思念依然无尽》一书记述，在1976年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胡耀邦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人帮”，支持广场上的群众。在他曾经整顿过的中国科学院系统，觉悟了的广大干部群众，不惧生死，走向天安门广场，成为那个历史事件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但据后来披露的材料来看，胡耀邦只是他们的精神导师，而不是幕后推手。
在中央已经给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杨尚昆日记启封》编造者杜撰这些内容，与“四人帮”当年对天安门事件的栽赃和对邓小平的栽赃如出一辙，居心何其险恶。
《杨尚昆日记启封》7月19日还说：“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这也是一派胡言。
事实上，在风谲云诡的1976年3月下旬以来，作为中国头号批判对象的邓小平，此时已经被软禁在宽街家中，限制了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叶帅讲，当时邓小平已经做好做罗迈的心理准备。罗迈即李维汉，在“文革”中被赶出北京，仅发生活费。
《邓小平年谱》1976年4月7日条说：“‘四人帮’毫无根据地认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声称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不能冲击，也不能把人抓走。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地方。本日下午，邓小平夫妇被迁至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住下，并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仍住在宽街的邓小平的子女和工作人员不久也接到通知：不准自行外出，就地集中办‘学习班’。”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