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协助法庭执达吏清除金钟中信大厦的障碍物，并完成旺角被占领街道的清场。事后有人指责政府利用法庭解决政治问题，强调“政治问题不应该在法庭解决”；但也有人认为有关说法是误导、推卸责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关乎法治的问题，有必要厘清。
占领事件其实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治问题；第二个层面是由政治问题衍生出来的法律问题。第一个层面不应由法庭解决，法庭也解决不了；而第二个层面不但可以，而且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但过程中，各方要维护法律和法庭的权威，否则只会事与愿违。
学生和其他示威者占领金钟、旺角等地的街道，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要表达对普选行政长官的诉求，要求实行“没有筛选的真普选”。这显然是个政治问题，法院是解决不了的。事实上，旺角清场后，学生的不满并没有舒缓，「旺角之夜」反而更不平静了。
然而，占领街道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这就产生了法律问题。本来，当局可以引用公安条例，直接清场。其实警方也尝试过，连催泪弹都用上了，却不奏效；于是就另辟蹊径，试图透过法律途径解决。照理可以由律政司出面，但政府没这样做，而是由中信大厦业主和一家小巴公司、两家出租车公司申请法庭禁制令，变成一宗民事诉讼。
因应三个原诉人的申请，高等法院批出禁制令，指示法庭执达吏采取合理和必要的行动，协助申请人清除障碍物，而执达吏执行职务时可要求警方协助。如果警方怀疑有人妨碍执达吏执行职务，而有关人士清楚法庭命令，便属蔑视法庭，可被拘捕，被捕人士应尽快提堂，寻求法庭指示。
执达吏分别于11月18日和28、29日在金钟中信大厦和旺角，在警方协助下执行禁制令。三个禁制令的内容大同小异，由于执行手法不同，产生了迥异的结果。
在中信大厦，执达主任顺利清除了禁制令范围内的障碍物，而占领者只在开始时对禁制令的范围提出质疑，双方沟通后再没异议，也没人阻挠清除工作。到场的警员不用介入。其后，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立法会宣称，禁制令已顺利执行了。这一切说明，香港人的法治观念仍未消失。
旺角的情况就不同了，清理弥敦道障碍物时，执达吏宣读禁制令后，占领人士本来已收拾私人物件准备离场。但就在这时，一些学生质疑那些受委托前来清路障的戴红帽子人士是否获受权。警方立即介入，由警员代替“红帽子”清障碍物，还开始拘捕在场占领人士，以致场面混乱。清除障碍物后，警方又驱赶占领人士，并拘捕多人。接着，警方前往禁制令范围以外的街道，清除障碍物和驱赶占领人士。事后，有人批评警方声称协助执达主任清除障碍物，却同时在非禁制令范围清场，是借机清场。对此，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警方可根据法庭的授权协助执达主任执行禁制令，若情况需要，警方同时可以行使法例授予的权力执法。
此话本身没有错，警方的确可以根据公安条例实施清场。问题是两个行动不能混淆。警方既然以协助执达吏执行法庭禁制令的名义进入现场，就要严格按照禁制令的指示运作，在禁制令所示范围清除障碍物。警方要行使法例授予的权力清场，也需待禁制令已落实，执达吏离场后方进行，而且应该公开宣布。现在的做法起码是对法庭的不尊重。
警方强调，旺角是个高风险地区，品流复杂。也许正因为如此，警方才采用这种策略。不过，笔者认为，无论环境多复杂，都一定要依法办事，作为执法者，尤其要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
旺角清场后，弥敦道等主要干道终于恢复通车了。然而，该地区的秩序并未真正恢复，一些人连续几天在旺角彻夜示威，要求“真普选”，有人还以购物为名阻塞马路。事实证明，以法律手段可以清除障碍物，但无法从源头解决问题。
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目前的政改争拗应该透过对话解决。 10月中旬，学联代表与政府官员举行对话，曾一度予人希望。可惜学联领袖在会后全部否定对话的成果。政府其后宣布对话的空间已不存在。继而，学联代表的回乡证被作废，上京与中央官员对话的门也被封掉了。
旺角清场期间，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北京宣称，政府愿意随时和学生对话，讨论退场机制。但学生此时此刻会愿意谈“退场机制”吗？他们的回答是把运动升级，甚至发动包围政府总部。如此下去，难保不会产生流血事件。因此，希望各方冷静下来，在基本法原则下讨论政改议题，就是说，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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