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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残酷镇压异见人士真相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通常采取各种强硬的镇压办法,如逮捕、判刑、驱逐出境、流放、软禁、剥夺苏联国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禁止出国、禁止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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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

除了采取上述镇压办法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做法,那就是把“持不同政见者”说成是精神病患者并关进疯人院。据苏联国内不完全的统计,这类被关押过的“精神病人”,不会少于500人。这种把健康的自由思考的正常人关进疯人院的做法,是对民主、人权、自由的践踏,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行为

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一步一步地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后来逐步巩固与发展的高度集权体制回归,它对苏联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也是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一个基本原因。

“持不同政见者”是俄语中的外来语(Диссидент),意为“脱离国教的人”。有人认为,译为“异议者”更为确切。后来不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西方,把各种对苏联制度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一般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但苏联官方则称为“反社会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从广义上讲,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指不同意现行规则和制度的人;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

在苏联从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发展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重要的特有的现象,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体制倒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期都存在“持不同政见者”,但都没有形成“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我们之所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形成“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是因为:

一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已从较为隐蔽的秘密活动转为公开的活动,活动的主要方式是集会与游行。

二是“持不同政见者”不论在形成的各种形式社会组织还是在人数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据苏联克格勃的统计,1967年有502个被官方定的反苏组织,有2,196名参加者;1968年分别有625个反苏组织与2,870名参加者;1969年分别有733个反苏组织与3,130个参加者;1970年分别有 709个反苏组织与3,102名参加者。1967-1971年共出现了3,096个被认为是“有政治危害性的团体”,参加这些团体的有13,602人。从1967-1974年克格勃就发现了4,408个地下秘密组织。

三是“持不同政见者”以各种方式自行出版的出版物大量增加,揭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种种弊端,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是在“不同政见者”影响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夜间人”与“厨房政治”的现象日益普遍起来。这些人并没有公开加入“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他们十分有兴趣地阅读各种地下刊物,“夜间人”表现为双重人格,他们白天上班所说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夜间回到家与家人或朋友在厨房谈的是另一套,抨击各种社会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与幽默,这种“夜间人”现象,明显地反映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出现了一种‘口是心非’的状况----内心不同意意识形态方针及其引起的生活方式,表面上却对现实认同或容忍,当时人们不得不采取说一套,想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方式。”实际上,普遍存在的“夜间人”现象,已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广泛的群众基础。

那么,缘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呢?

一、国内因素

首先,最为根本的或者说深层次的因素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实行向斯大林体制回归的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苏联著名政论家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他指出:“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应该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一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个人崇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还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会失去特权与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设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进行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1970年在斯大林墓为他建立半身雕塑像。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次大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也好还是二战史也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稿中砍掉有关1937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捅了一下斯大林,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的很多错误乃至罪行,应该说这对推动苏联历史进步并为推行改革制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样也应看到,斯大林时期留下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如当有不满时,“不同政见者”也就在反对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的旗帜下展开了种种活动。

其次,平庸的勃列日涅夫不仅不反对个人崇拜,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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