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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堂,安装摄像头到底为哪般?

最近,听闻贵州省教育厅要在省内各大学教室安装摄像头,以“监督大学教师的教学质量”。

摄像头这个东西,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在超市或地下行人通道都屡屡皆是。而摄像头出现在教育系统,其实也不是头一回,国内外的很多幼儿园就安装了摄像头。理由大家都能够想到:保护弱小的孩子,防止出现任何犯罪现象,比如虐待幼儿。

总之,摄像头对于违法犯罪分子,绝对有很大的震慑作用,可以有效地遏制各种各样的犯罪现象。其目的其实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无限温情,在月黑风高的夜里,让走路的人少一些恐惧;在没有父母陪伴的幼儿园,让弱小的孩子多一重保护。

现如今,摄像头打算在大学课堂中亮相登场,安装的名义是“监督教学质量”。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摄像头是否能够提升“教学质量”。不可否认,大学校园如今再也不是什么象牙塔。浑水摸鱼的各路“教授”还真不少。可问题就在于,一名大学教师的课到底怎么样,相信学校早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能够搞清楚,比如组织听课,比如学生的问卷调查,再比如该名教师所授科目的受欢迎程度。可听说目前依然还有很多这样的“南郭先生”教授,在大学中混得如鱼得水。这种“无比复杂”的情况,仅凭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又能奈他如何?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那个每天坐在摄像头前,参与教师课堂质量评比的教学负责人?

而安装摄像头后,直接导致的后果只有一个:教师不敢再“乱讲话”,起到了限制言论自由的作用。毕竟,在摄像头面前,人多少都会有点不自在。就好像面对电视记者的采访,或多或少,人们都倾向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而不是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可能有人会说,这样也好,让大学教授们都能够认真讲话,不再胡说八道。当然,必须承认,当今社会确有一些教师,为了让自己的课更受欢迎,就投其所好地发表一些“呲必中国”的言论。但这是否就严重到应该被“监控”?是否应该被划为“恶性事件”?又该作何惩罚?是通报批评,减薪水,还是被处分,亦或坐牢?学校又该怎么公布该类教师的罪名?难不成说:“鉴于某某教师,在某年某月某日,讲课时说了某句话,现做出如下处分-----”?

同时,“乱讲话”的标准又在哪里?前阵子《辽宁日报》例数了大学教师“呲必中国”的现象。如果将“呲必中国”作为“乱讲话”,那么,请告诉我,“呲”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中央电视台批评国人盲目追求Iphone 6,这算不算乱讲话?毕竟它批评的是“中国人”。国内媒体报道地沟油,假冒伪劣产品,算不算乱讲话?毕竟,这属于中国很不光彩的一面。网络上到处都是关于贪官贪污巨款,通奸的报道,这简直就是在揭当今政府的短处,这又算不算乱讲话?有谁能为大学教师们列出一个清单,明确告诉他们: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很多时候,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听,效果还真的大不相同。若真的说起“乱讲话”来,民国时期在北大任职的辜鸿铭所说的“一个茶壶配八个茶碗”,公开宣扬一夫多妻制,倡导男尊女卑,真的可以说是“乱讲话”。想想看,辜鸿铭是何许人物?可好像也没有由此就掀起一股“一夫多妻”的浪潮,也没见几个学生效仿他留起了清朝的长辫子。而他本人即便在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为此就受到任何处分。

这又有点让人想到小孩子打架,一个小朋友跑过来告老师:“他骂我妈妈。”毫无疑问,“骂人父母”绝对属于“乱讲话”。可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幼儿园老师,也甚少为此让骂人的孩子罚站。毕竟,再不对,也仅仅就是“几句话”。往往,一个理性有经验的幼儿教师,不仅仅会因此批评骂人的孩子,还会教育被骂的孩子:一个人的价值与意义,不会因任何人的一句话而发生改变。因为无论别人说了什么,你还是你自己,妈妈也还是那位让你尊重的母亲。因此,摄像头在这里,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了。

与此同时,安装摄像头还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教育部将当今的大学生看成了无比纯洁,无法保护自己的幼儿,容不得半点“精神污染”。可现实是,如今的年轻人早已远远不是某些人眼中,毫无判断能力的小宝宝。从法律意义上讲,十八岁就已成年,已经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故而,也不再是无知的少男少女。而他们终会走上社会这个“大染缸”,比起过去的年轻人来说,各种各样的媒体网络,让他们所接受的信息量更加多元化。当今的中国,是开放的,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很多年轻人都纷纷走出国门,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做出对与错的判断。与其将年轻人封闭在“纯洁”的温室中,倒不如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中学会摸爬滚打。

从以上来看,大学校园的摄像头,冷冰冰地戳在课堂的某个角落,等同于无声地告诉老师同学们:“我现在在盯着你们,全都老实点”。于是,大家都安静,默不作声。可这未免又小瞧了“人”的智商:上课不说,有可能下课说;在校不说,有可能在家说;嘴上不说,有可能心里说。现如今,到处都是年轻人,课堂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大学教师而言,建议每人都安一个窃听器,吃饭睡觉全都带着,方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可到那时,说梦话到底算不算数,又将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要知道,早在几千年以前,古人就曾经说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一个摄像头,将大学教师当成了潜在的犯罪分子,将言论看成了一种罪行,将大学生当成了没有任何判断能力的小学生,很有点保护包办的封建家长制感觉。民国时期,蔡元培先生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鲁迅,辜鸿铭,李大钊等各路大腕云集北大,也因此成就了北大的辉煌。大师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学生们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争辩,思考,从而成为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的“人”。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部应该鼓励多说,从而共同寻求与探讨真理,而不是打造“少说为佳”的氛围。

前阵子《辽宁日报》说话了,建议大学老师不要“呲必中国”,由此引发了媒体的争论。个人以为,《辽宁日报》当然有说话的权利,亦同样有说什么,怎么说的权利。在高速发展,正走向民主文明的中国,任何见解,都有权利说出来。

想想看,“不能随便说话”,该是多么憋屈的一种状态,无论是教学还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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