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是香港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或者更直接地说，究竟谁是香港泛政治化的“杀手”？如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好比一部《红楼梦》因读者眼光的种种而呈现易、淫、缠绵、排满以及宫闱秘事的不同。在激进派和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看来，“杀手”自然是需要在香港问题上承担很大责任的北京；而在北京看来，“杀手”无疑是那些意欲将香港拖入谷底的闹事者，以及作为搅局者存在的敌对势力。各方力量的撕扯下，香港“占中”已经过几轮起伏波折，闹事者原形毕露，搅局者丑态尽显。谁是“杀手”，人人心里有杆秤。
“占中三子”提前前往香港警署自首
如果说香港占中失控后，作为主流舆论场核心的党报官媒集中火力连篇累牍刊发评论文章，为的是在中央毫无公开表态时的广撒网，那么待到习近平做了明确表态且占中从渐次平息状态复又逆转为最为激烈的冲突后，一众媒体不约而同的不做声，则是静待香港闹事者自觉无趣地沉默下去。故而，当香港原本引以为傲的法治底色被破坏得伤痕累累时，代表中共意旨的《人民日报》还在兴致阑珊地纵论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因为再过一天，13亿中国人将迎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这是四中全会政治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一众媒体也有例外，带有民粹性质的《环球时报》就是典型代表。在香港问题上，这份党报子报从未离开舆论漩涡，主动卷入还是被动承受倒是其次。最激烈冲突爆发后，该报接连两天刊发社评进行高规格回击，且语调中无不透露着优越感和不屑感。按照胡锡进的逻辑，如果香港社会能容忍乱，内地何需急。换言之，香港要“自杀”，任谁也拦不住。因为香港究竟发展成什么样，有待于香港自身的努力。香港的内部问题如果无法解决，主要责任要由香港自己承担，内地社会不能对香港做“它即使有问题我们也会全抗起来”的大包大揽的承诺。内地社会轻易不可动出动驻港部队“平息动乱”的念头。只要一国两制在，这样做就不是治本的办法。因为在香港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的长期状态取决于民众自治能力的水平，如果社会存在宽容暴徒的文化，它就要承受这种文化带来的后果。香港社会存在宽容暴徒的文化？700万港民是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说《环球时报》之论将矛头对准了整个香港，认为其铁了心要“自杀”，那么次日的社评显然有意缩小范围，针对性更强也更具杀伤力，融入了“他杀”的因子。从“占中三子”到“绝食三子”，大有挟西方力量以令北京的意图。而为了鼓动激进学生继续闹下去，西方媒体也辅之以“勇敢追求”的美好说辞。两方的破罐子破摔，显然同香港主流社会维护城市繁荣稳定的愿望背道而驰。一定程度上，他们开始内外联合地扮演起“杀手”角色。虽然这个“杀手”不太冷，但是经过不间断地推波助澜扰乱社会秩序，足以让香港在不断的泛政治化中走向穷途末路。
香港，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如何化解香港僵局？在很多人看来，少数的激进派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占中三子”之后的“双学”，也在激烈的内讧中尽显暴力底色，民心尽失。英国《金融时报》却在紧要关头提醒各方----香港的冲突风险犹在。提醒可能是中立的，因为就在北京以为香港动荡正在消退的关头，30日夜间还是出现了一连串恶性冲突。但是提醒之外对于风险归属问题的刨根究底，显然又戴上了有色眼镜。因为就该报社评内容来看，香港沦为暴力之都，北京显然扮演着握刀把子的角色。虽然北京清醒地知道，如若任由情势恶化下去，于任何一方都是输家。于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成功取决于诸多自由，包括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当这种自由退却后，它的成功如何延续？于北京，随着极端暴力行为的发生，以维稳之名展开赤裸裸的胁迫或升级为暴力，对其名声势必造成严重折损。
北京？香港？西方力量？谁才是香港乱局的罪魁祸首？在香港占中进入到第三个月的关头，最早宣布占中失控并坚持公民抗命的“占中三子”已经提前去警署自首。对于三子的自首，各方亦是说法不一，舆论呼吁严惩的声音占据了上风。乐观派认为，越快自首，越能够发出“占领”行动会结束的信息，造福香港；消极派则认定，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规划的“政治秀”。香港《文汇报》就是消极派中的典型。在其看来，占中发起人在闹剧已是穷途末路的关头选择提前去警署自首，其目的是通过制造“自首攻势”，煽动大量“占领”者同时自首，企图瘫痪警署和法庭。时事评论员朱家健持着类似的观点，认定“占中三子”不过是想借在法庭辩解和接受传媒采访，大打悲情牌，宣传歪理，只是以违法手段挑战法治的续集。自首并非尊重法治，而是避免陷入被捕的尴尬局面。这种自首毫无悔意，把政治闹剧搬上法庭，是滥用司法资源。显然地，不管是《文汇报》还是朱家健，都想当然地忽略了一个问题：气数已尽的三子还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吗？如果自首是作秀是另有图谋，那么不自首是否又是另一种不负责任和投机取巧呢？
也罢。从占中三子走入警署并承认“参与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罪名开始，对其所有的诟病或褒奖也都留在了身后。《南华早报》选择了搁置围绕三子而起的争议，而着重寻求化解僵局的药方。英国爱丁堡大学副校长杰佛瑞大胆提议，不妨借鉴苏格兰公投。《南华早报》在搭建话语平台时，在“借鉴”之后意有所指地缀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占中与苏格兰公投，两件事的发生地点相距9,600公里，但两者却有相同之处。其一，两起事件均涉及突破性的宪制改革，两地均对如何才有效改革提出问题。其二，两起事件均促使民众更积极参与政治，尤其是年轻人。其三，两起事件的结果都是难以预料的。以此为底盘，杰佛瑞的构想在于，宪制改革无论涉及什么程序，最重要是要有认受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便是公投。不论结果如何， 民众都将尊重投票结果。不过，杰佛逊显然落入到了另一种理想主义的陷阱中。一方面，香港的问题不单单特首普选，占中也只是所有根深蒂固问题的一次总爆发，通过一次公投全然解决不了香港内在的权力结构问题。另一方面，民众尊重投票结果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如若真的来一次公投，意在决定香港是否应该按部就班于中央的普选决定，那么在各方力量的介入和鼓噪下，结果极有可能偏离于中央预计的轨道。到时候，中央又该如何收场？夹在中间的港府又该如何面对公投结果？
这厢是支招香港化解僵局，那厢却是愈演愈烈的中英执拗。作为“养父”、“养母”的英国，在当下敏感时刻要进入香港“调查一国两制落实情况”，被中方拒发签证后首相卡梅伦代表英国政府表达不满。面对英国插手中国内部事务，中国外交部的表态不可谓不强硬。一方面，中国的领土不需要任何外国的议员来进行调查，英国所谓的“道义责任”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另一方面，如果英方的某些人还想继续纠缠下去，这不仅是无理的，也是无用的。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作为接力者，中国驻英国大使也出面怒目而斥，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这种执意对抗的做法才是“错误的”和“适得其反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亦罕见发文向英国喊话，奉劝英国放下殖民主义心态。
显然，英国怎么想怎么做，北京是全然控制不了的。目前可以控制的，是如何让香港走出自杀和他杀的怪圈。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存在，香港完全可以恢复往日的经济雄风和政治清明，今时今日的“换了人间”，也并非单方力量可以促成的。当社会秩序建立在缺乏信任、宽容甚至彼此破坏的侥幸之上，任何未得到的幸福都是不确定的，而得到的也是不牢靠的。时下，不管是中央、港府、建制派、民主派，抑或普通市民，不妨放下成见，让爱与和平真正占领中环，让爱国爱港融入到血液和骨髓中，而不是笼而统之的空洞口号。要知道，火上浇油、一路用强，不是爱国爱港；武力镇压，视民众如草芥，不是爱国爱港；鼓噪民众走上街头闹革命，让香港问题一再政治化，也不是爱国爱港。香港与中国血脉相连，这是任何外部力量都不能改变的事实。只要爱国爱港是发乎于心的，相信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份爱的力量。以此为基础，即便今时今日的香港活力不再，也是充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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