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是一位十九岁的年轻人写就的----他的名字，叫顾准，后来在1957年的中国提出“社会主义生产也能由市场调节”。大跃进如火如荼之时，他直斥“土法炼钢铁”为“蛮干”。
“幸亏有了他，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有人誉他“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他却因“屡教不改”被打成“极右”，死后方获“彻底平反”。顾准，生于1915年7月1日，逝于1974年12月3日。
12月3日，是顾准辞世40周年的忌日，让我们来共同追忆“这个曾经坚硬、宽广和丰富的生命”。
1949年前后，沪上最出名的共产党干部有三个人，除了市长陈毅之外，一个是公安局局长杨帆，还有一个就是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原因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他们贴出来的治安和征税布告。”
顾准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开过一家棉花行。12岁时，顾准进了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当练习生，一待就是13年。期间他编写出《银行会计》一书，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并被之江大学、沪江大学聘为会计课教授。
成年后的顾准，以瘦高个儿、戴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形象示人。1935年他加入共产党，后赴“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上海解放，他重回家乡出任要职。此时顾准面临的局面是，上海工业陷入半瘫痪状态，1.2万家工厂中仅三分之一维持开工。实业家们人心惶惶，工商矛盾空前激烈，有工人甚至认为，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资产直接分发给工人们。
顾准的使命是，恢复工业和尽可能多地征税。他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两年任期内，顾准重建上海的征税制度，重构产供销体系，驱赶不适应新经济体制的所有外资公司。这三件事，对全国工商业治理起到了试验性效果。
好景不长，在1951年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顾准因“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被撤职。此后他连降数级，从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办公室主任、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5年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可谓被驱逐出主流社会。但从此，他的精神世界宣告独立。
据其弟子吴敬琏回忆，此后顾准“从早到晚都钻在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他通读了马克思《资本论》、苏联理论家们的计划经济理论、黑格尔及凯恩斯的著作，还读完了《中古世界史》、《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浩大而孤独的阅读经验，让他变成了一个独立而尖锐的思想家。在1955年12月的日记中，顾准如此评论“一五”计划：“工业建设，必需使用现代技术，迎头赶上。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这不只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1957年他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和同时期的思想家孙治方达成一致：“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
顾准像先知一样对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计划经济提出了直接挑战，让人至今仍能抚摸到他的思想的灼热。1971年，他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只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
文革中受尽磨难，顾准在日记中写着“会计一道，不想再碰”。晚年他开始研究先秦韩非子、荀子和中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史，进而上溯到希腊城邦制度，想弄清楚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与思考方式。顾准说，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
从被奉若真理的《天演论》中，顾准看出了植根于国民精神深处的对专制的膜拜，他感慨道：“（此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
少年得志的顾准，行事作风敢说敢当，惹人注目乃至招人嫉恨。局长任上，他能在主席台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有三个大脑”。有才气的人多半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挂了号的。
即便当了“右派”戴了帽子，顾准也本性难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对“土法炼钢”的技术改革直呼：“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罢了！”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文革中，顾准与中科院经济所的同事被下放到干校劳改。据吴敬琏回忆，当时顾准就“痰中带血”。1972年夏天，身体不适的顾准回到北京，住在中科院一间斗室，天天泡在北京图书馆。但医生一直把他的症状当做气管炎来治疗，最终确诊为肺癌晚期。
在朋友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在顾准看来，这无异于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也不需要、不在乎摘什么帽子。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在昏暗和寂寞中去世。之所以说寂寞，是因为他的妻子汪璧已在六年前服毒自杀，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最后一眼。
约是在1967年底，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汪璧向“极右派”顾准提出离婚，孩子们因此也不再理他。但每次挨完批斗，擦一把脸，顾准便抓紧时间搞翻译，天真地幻想今后还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癌症晚期时， 朋友劝顾准“签字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顾准签字了。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
但可惜的是，政治环境加上对母亲的死心存芥蒂，顾准的幼子顾重之（当时仅二十出头）说：“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但这不等于子女们对他们父亲的死活无动于衷。
顾准遗体告别仪式当天，顾淑林和顾逸东姐弟提早一个半小时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
亲手将顾准推进太平间的吴敬琏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