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中输入习近平的名字，会得到超过一亿个结果；而在全球最大搜索引擎中，这一结果也与其他中共现任领导人出现的频率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自十八大以来，中共当局力推的每一次重要动作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的影子，甚至所有这一切渐渐成为他一个人的“独角戏”。而今借助他的旋风式外交，近10次的外访，相继举办亚信峰会、北京APEC峰会，习近平本人也顺利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中心角色。11月初，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曾公布2014年世界最具权力人物榜，即位两年的习近平排名第三。该刊称，“今年10月，他获得了一个额外的称号：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他有着惊人的正面公众形象。”实际上，两年间，他已被不断加诸“习大大”、“新改革设计师”、“亚太地区主人”甚至“中国的新皇帝”……
习近平
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需要一个这样的权威领袖。然而，也正是因此，他的“同事们”大多隐没在幕后，他们的形象渐渐变得模糊甚至“销声匿迹”。人们不禁追问，习班底上位仅仅两周年，中共政治常委的权力谱系便迅速转变，形成了异乎上一届甚至数届政治局常委多头共治（胡鞍钢称其为“集体总统制”）的权力格局。那么，除每天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的习近平而外，这些政治局常委们究竟去哪里了？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或者说，在十八大后一个大张旗鼓革故鼎新的时期，他们如何履新自己的角色使命，推动中共以及中国急剧转型的呢？
六常委的“佐命”角色
中共政治局常委是事实上的最高权力层。在此之前，毛邓作为事实上的权力巅峰拥有不容争辩的威权。1989年邓小平退位，中共的强人政治时代逐渐结束，一个真正的多头共治的时代降临。即使排名第一，江泽民、胡锦涛的最高领导人权威也无法摆脱有限权威、而与其他政治局常委成员地位接近的趋势。尤其是在胡锦涛时代，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由7变9，分别代表党、政、纪委、政法等体系。一方面，所谓“九龙治水”，各管一摊，每个人近乎全权处理自己分管领域，形成近似的独立体系。在此期间，最为极端的是周永康的政法系势力的迅速扩张和弊案后患丛生，其庞大的政法帝国造成尾大不掉的格局，并最终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生群体。而另一方面，9人共治势必导致决策效率的下降。在至关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内部出现显而易见的裂痕，所以中共一直以来强调内部的团结，但无论是“简单多数”还是“一票否决”的隐患都是存在的。在2012年薄熙来事件中，据称正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周永康反对对薄调查并向其透露消息。然而，十八后政治局常委再恢复到7人状态，当时便引发人们的好奇，英国《卫报》称这将使中国的政治决策更加有效率。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已，习近平的政治抱负从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便暴露无遗。反腐风暴、整风清党、深化改革、重塑军队、依法治国……习近平通过一系列动作使其权威如日中天，也深刻地改变了既往的政治局常委权威配比。
(苏拉 穆尧 撰写)
不过，如今6位常委虽然“遁迹”在很多媒体报道中，但是权威仍足以称得上第一梯队。兼领3个关键超级架构（深改组、国安委、网安小组）副职的李克强，低调务实的张德江，“红二代”大哥俞正声，整风清党操刀者刘云山、“党鞭”王岐山以及习近平一号工程的最高级技术“阁僚”张高丽等6人，依然分掌着政权命脉领域，并在习近平的威权操作下分工协作。
当然，这其中也许仍然会有相互割裂之虞，但相对于九龙分治，习近平的绝对优势保证了他们之间的协调。6名常委实际上成为习近平最高级别的佐命重臣，为习近平一系列政经改革动作提供支持，并传递治国理政的战略战术意图。比如习近平在反腐风暴中对中纪委的直接讲话，便是通过其坚定的政治盟友王岐山运作，布排实施一系列打虎拍蝇动作的。事实上，今天中纪委的诸多动作不仅获得习近平的授权，而且可能直接由习近平下达关键指示。王岐山曾公开表示佩服习近平，可见在相当程度上，他们这种配合具有相当的默契度。
从决策层到冲锋陷阵者
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曾称，“习近平上任之后发起的反腐斗争的强度，经济改革的雄心，以及他更强势的言论都似乎表明他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六大常委乃是一种辅佐角色，可以称之为第一梯队的话，那么那些身经百战的专业技术官僚充当了当下中国战略转向的决策制定者角色，构成了第二个实权者层次。
李内阁精简行政审批，三中抛出二次深化改革路线图，三大决策超级架构履职，克强经济学和经济新常态扭转经济格局，四中筹划依法治国，对外则“新安全观”“一路一带”“高铁外交”相继显现……这一系列关键战略转向的背后实则深藏着对中共决策起核心作用的技术阁僚。尽管这群人远不如最高层那样受人关注，隐身幕后低调行事，但他们仍以“专业技术官僚”的身份形成中共权力层的第二梯队。
有分析人士指，他们影响高层决策的有着不同路径，包括直接向高层施加个人影响并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还可以根据高层授意，组织协调并形成报告呈送高层。这一批人围绕在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周围，影响着他们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同时他们又是这些战略的宏观执行者，以最专业的职业技巧推动当下的战略转变。除去栗战书与王沪宁这样近身的高级阁僚外，最明显的莫如积极强势外交的推行者王毅、身陷反腐和改制风暴中的小国务院掌门徐绍史，以及“外贸谈判第一高手”高虎城等等。此外，当然，任何决策和战略都需要更细致地一以贯之、不折不扣地执行。若干“特殊人物”的崛起，在一系列新政的执行层面上组成了中共当下权力体系的第三个层次。如同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可能仅仅是六品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或者“办理译书局事务”角色，但位卑而权重，是事实上的权要中枢。这些人对高层的战略战术意图有着清晰而全面的领悟，能够扮演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角色，最直接地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弊政，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失控偏差以及无谓的消耗。
在中央层面的人事布局来看，宣传、反腐等关键位置起用的大量政治明星最为惹眼。如日前对阵美国网络安全的鲁炜，如主导“海外猎狐”、身兼9职的刘金国，再如怒斥徐才厚将谷俊山誓死拉下马的刘源等等。他们最重要的优势但可能也是劣势便在于站在最前台，直面最复杂的形势，最棘手的利益纠葛，于是也是最可能引发争议的处于各种风口浪尖的一群人。
总之，上一届胡温时代所产生的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局势已不复存在，中共目前的权力架构已发生重大而影响极为深远的变化，中国正在在习近平带领下走向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体系。今天给出的三个梯度划分的架构可能并不能准确地体现这一变化，选取的人物标本也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但它的确是客观存在的，有助于人们窥探中共当下高层权力格局的。相信2015年是习近平最为关键的一年，在彻底动摇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树根基础上，习近平会带领他的新团队彻底巩固自己的权力布局，为他的改革与理想笃实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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