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政府将周永康移交司法机关的消息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表示，这是中共与腐败水火不容的表现，然而更多的学者将周案视为中国法治的开端，事实上，自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上开展“依法治国”政策以来，中国就一直在实施加强依法治国，周永康案被依法处理无疑是对中国法治最好的支持，然而，要想真正将法治进行到底，开展切实有效的法治改革也是诸多学者的心声。
中国要进入下阶段、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就需要释放创造力。若要实现这一点，中国必须有一个公正的体制，令民众确信自己的权益会获得充分保护，不会受到不正当的干预。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有一部强有力的宪法来保障。本着观点多维的新闻自由精神，转载了上述所有文章供大家讨论。需要强调的是，转载这些文章，并不代表多维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1982年通过迄今已经三十多年，中国本周将首次庆祝“国家宪法日”，宣告法治新时代的到来。正如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指出，唯有以法治为基础，市场才能有效运作。只有制定为人所知的明确规定，免受政府反复无常的行为干预，企业及个人才有信心投资。
世界经济论坛指出，中国对财产权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对投资者及少数群体保障更加不力。数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必须转型为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否则经济增长将受到限制。
中国一直采取务实措施以加强依法治国，例如推动地方法院经济独立于地方政府。当局还精简法院行政人员、提高法官职业化水平。近期结束的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
中央若要实施法律改革，香港是最好的典范。世界经济论坛指出，就司法独立而言，香港在全球排名第五，在亚洲排名首位。实际上就各种指标而言，香港都可以跻身全球前十位，例如财产权保护位列全球第六，投资者保护位列全球第三。
然而，法治有更深层的意义。哈耶克指出，法治是专制政府的相反。据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一份报告指出，内地在限制政府权力方面排名非常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四中全会决定实施立法、行政及司法改革，推动三权进一步分立。在内地，中央纪检委及国家审计署一直是制约政府的主要单位。立法机关及司法部门的平衡角色也可能越来越重要。
地方政府将承担更大责任，并预期将依法施政。简而言之，地方政府干涉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行政权力受到司法制约的时代到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现代化治国设定了时间表，这一转变有望在2020年左右完成。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人大应该代表人民有效发挥其重要作用。但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与会代表虽有数千人，但却只是“橡皮图章”。全国、省级及地方人大一直是收集意见的平台，而非监察机构。经过长期、激烈的磋商之后，近期通过的《预算法》或将改变这一点。政府或将披露更多预算内容，并接受仔细审查、严格监管。全国人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历时不长，很难起到真正的监管作用。改革也许将从地方及省级人大开始，更加频繁地召开人大会议，并延长会期，以进行实质性讨论。同样重要的是设法独立选出人大常委会委员，并研究委员们如何发挥作用。
在香港，例如政府计划开发新界东北，必须在关键步骤获得立法会批准。即使香港未实施全面民主，香港也享有法治，不止拥有独立的司法，立法机关也可以强有力地制约行政权力。
如果内地的地方政府也受到相似制约，发展可能会放缓，但同时浪费及腐败情况也将减少，与民众的矛盾也将缓和。在内地大部分省份，省委书记既是行政负责人，同时也兼任省人大主任，严重妨碍了省人大监管的有效性。内地省份应与北京、上海及广东的安排相似，区分行政与立法的领导，才能造就独立性。最终，人大仍将接受党的领导，这是内地的实际情况。省级及以下单位实施三权分立，实际上可让中央更好地执行国家政策，中国历朝历代也是采用相似做法，成功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中国如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无论德国、美国，还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些成功的市场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点：以法治为基础，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要进入下阶段、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就需要释放创造力。若要实现这一点，中国必须有一个公正的体制，令民众确信自己的权益会获得充分保护，不会受到不正当的干预。
四中全会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如果真能带来一个新的法治文化，则将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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