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被开除党籍并宣布被逮捕后，中国国内有一种声音将其危害性与敌对势力进行了类比，认定在谁更颠覆中国的问题上，那些西方培养的知识分子，终归只是秀才，不会给中国造成多大影响，反而是周永康、徐才厚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来自中国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即言，“他们会让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中国是个大国，不会像北非和中东那些地方被轻易搞垮，总是担心颜色革命，反而是对国家缺乏自信的表现。而与王占阳观点截然相反的一派认为，反腐败和颜色革命不能混为一谈，腐败要反，颜色革命也要反，不是说反腐败就不能对颜色革命加以批判和抵制，这是两码事。何况，外部势力还是党内贪官，谁更颠覆中国？答案显然是无处不在的外部势力。
究竟谁更颠覆中国？早前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的内部宣传片《较量无声》中给出了官方的答案。在片中，美国颠覆中国的“五条战线”，敲响令围观者振聋发聩的警钟----其一是政治渗透：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政治走向渐进施加影响；其二是文化渗透：企图逐渐改变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其三是思想渗透：充分运用以互联网为核心手段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为政治颠覆创造条件；其四是组织渗透：“精确演变”，培植代理人集团，为政治颠覆埋下大威力的“定时炸弹”；其五是社会渗透：积极培植反对力量，隐蔽扩大政治颠覆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所以，颠覆中国的，正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敌对势力。套用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的形象比喻，如果把颜色革命比作一个狼外婆，它就在敲我们的家门。时下，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内部培养代言人，培养“第五纵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社会基础，可以说，思想基础加社会基础，再加上外部条件配合，颜色革命在中国只是缺了一个引爆点和时机。
外部势力和党内贪官谁更颠覆中国？在中国引发热议
情况果真如此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颜色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显然，在中国主流观点看来，之所以北非和中东接连爆发颜色革命，就是敌对势力从中作祟。然而，如若一味地将颜色革命之因归咎于敌对势力，则不免有失偏颇。众所周知，颜色革命背后不免有外部势力的插手，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敌对势力是否参与，并非革命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因为革命从爆发到蔓延，直至落幕，敌对势力在其中不过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其并非这场“化学变化”的直接反应物。经济民生、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等，构成了历次颜色革命的社会背景。概而言之，颜色革命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官员腐败，也是其中至为关键的力量之一。对中国而言，当“无官不贪”成为普遍共识并切实存在，那么无需敌对势力背后搅局，按照历史周期律，执政者都将很难维持统治。尤其是周永康这样常委级别的高官，不仅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与多名女性通奸，对中共本就摧枯拉朽的公众形象的折损不可谓不大。再如坐稳了“军中土豪”之位的徐才厚和谷俊山，手握着枪杆子，原本应该保家卫国，却在私底下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军队俨然成了他们攫取巨额私利的“提款机”。且问，被权、钱、色迷了眼的贪腐蛀虫，又如何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诸如此类跌破公众心理防线的贪腐案例，在激发民愤进而推动“革命”上，显然要比口头上的西方敌对势力更有杀伤力。否则，也不会被当局看做是解决不好亡国亡党的最大因子。要知道，腐败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腐蚀性，如果不严加惩治，就会像瘟疫一般迅速传播。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外力来袭之前，如果党内腐败不除，执政者就会不打自倒。
然而即便如此，在谁更颠覆中国的问题上，党内贪官丝毫不逊色于敌对势力，但为何当局每每提及颜色革命，总是更倾向于将矛头对准敌对势力呢？溯及过往，敌对势力的起兴背后可谓一部冗长且充满政治火药味儿的斗争史。虽然该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48年国共争夺江山的紧要关头，但是第一个语象高峰却是在1959年对彭德怀的批斗之时，这也被认为是它“在中国语境下确立语义的一年。”随后，敌对势力在1989年得以总爆发，近乎成为一切可能改革者的紧箍咒。根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钱钢的研究报告，1989年到1991年，敌对势力在《人民日报》的使用篇数，是该报历史上的三个最高位，总计497篇，俨然形成了一个传播高峰。虽然红色话语潮在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刀阔斧改革下渐次退去，但是这场政治风波的阴霾对中共执政层的影响至今持久弥新。再加上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比如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发的“阿拉伯之春”，乌克兰的“二次颜色革命”等等，都让中共原本就紧绷着的神经愈发紧张兮兮。受此影响，每遇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稳定便顺其自然地可以压倒一切，敌对势力之类的表述也成了分散和转移矛盾的捷径。
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从西亚北非爆发茉莉花革命后，总是试图把这个帽子戴在中共头上。所以，香港爆发“占中”运动后，旋即有媒体将其性质牵引至“港版六四”、“雨伞革命”的话语轨道上去。而中共在颜色革命面前心结越重，或是着了敌对势力的心魔而不自知，则很可能这顶帽子最终要落实。时下，习近平带领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亟需搞明白的不是挥舞着语言暴力大棒揪辫子、抡棍子，将敌对势力的罪名扣在谁身上，而是透过他国发生的颜色革命搞清楚问题背后的本源是什么，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采取行动将颜色革命爆发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也是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也是能否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参考标准。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和“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是未能从积重难返的阴霾中走出，不信任感和敌对势力情绪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循着官方的节拍，大众媒体中充斥着一股浓烈的硝烟味，大有形成“中国四面临敌”、“敌对势力合围夹击”的势态。其中带有民粹性质的半官方报纸《环球时报》，就曾因过于渲染敌对情绪而遭遇各界人士的公开讨伐。在其报端，所呈现的各国角逐的过程，中国永远都是受害者，比照而言其他国家则都是怀着“狼子野心”的阴谋家。事实上，这恰恰是一种极度不自信的表现。大国真正的崛起，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崛起，更应该是心态的崛起。面对来自各方的或实或虚的敌对势力，任尔东西南北风，用则取，不用则弃，驾轻就熟，而不是让敌对势力束缚住了手脚，才是真正自信的表现。
对于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如同军队演习，要有“假想敌”，这样可以保持凝聚力和士气，同时利于准备实际的预案。但是“假想敌”的特点是“假想”，不必一定要找一个“真替身”，更不宜让“假敌”变“真敌”控制自己的思维，如果“假敌”变成“草木皆兵”，形成心中的“鬼”，所思所想都被这个“鬼”牵制，使“假想敌”成为判断、衡量、决策事物的真实基础，则舍本逐末，事与愿违。同样地，对于中共而言，敌对势力狼烟四起作为统治者维持专制统治的策略和工具，如若存在，也应该仅仅停留在“假想敌”的阶段，而不是从“真敌”或牵制心智和决断的“心鬼”。所幸，习近平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假想敌的潜在威胁，“人民群众质疑改革，就给人扣帽子、抡棒子，说人家是要搞文革，说人家是反改革、是敌对势力。老百姓为什么越来越对改革不满，就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汤，把改革道路搞臭了。这些人试图一叶障目，掩耳盗铃，但老百姓心里也都有杆秤，有一面镜子。”但是不幸的是，即便有了习近平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牵头，中共也未必能解开“颜色革命”的心结，对于敌对势力的警惕也丝毫不会减弱。毕竟，这是根植于心的一个“结”，要想解开，还尚待时日。更何况，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他愿意自己醒来。同样地逻辑，习近平再有政治能量和魄力，也无法叫醒数千万拥着敌对势力假装睡觉的人，除非他们愿意自己将心中的“鬼”揪出来。退一步讲，在颜色革命的问题上，官方之于敌对势力的过度渲染，之于党内贪官的轻描淡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心结和心魔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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