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行动已经超过70日，随着“三子”早前的自首，运动急剧降温。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6日中午宣布停止长达108小时的绝食，学民思潮亦发表公开信，表示希望建制派可以帮助自己与政府重启对话，对话内容不会以公民提名为基础，将着重讨论“政改五部曲”；而学联常委梁丽帼5日也表示，希望一星期内对“到底去或留”有决定。然而，学联7日就“转肽”称目前未有退场计划，会在政府进行第二轮咨询以及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时，继续用行动抗争。黄之锋也改口称现时没有打算退场，要视乎警力部署，再决定会否呼吁中学生及长者首先撤离占领区。
绝食108小时的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6日宣布停止绝食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经过长时间的扰攘，学生开始萌生退意，希望通过公开对话的方式探讨政改问题，这显示出中央和平处理事件，决议与学生们多沟通交流的策略开始奏效。中央一直都不希望采用武力清场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免刺激到更多的港人。但港府此时一些不合时宜的表态，包括特首梁振英“重启政改绝不可能”，以及“政府早晚要采取行动，将在适当时候宣布清场”等说法，都令广场上的年轻人心存顾虑，从而大大延缓了学生们的退场时间。
早在9月28日晚上紧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七位常委就明确表达了对特区政府盲目出动防暴队、动用催泪弹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常委们并指示港府“香港的事，一定要与人民商量”，要与示威学生好好谈，要多聆听学生们对政府的意见与建议，不必将事件的性质升级，心态与“六四”时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中央最高领导层的这一清晰态度是迫使港府改变其应对策略的最重要原因，也是现时事件有望和平收场的关键因素。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波澜迭起。人们看到的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梁振英在具体执行中央的这一安抚性的策略时，仍然夹带着很多极富个人感情色彩的“私货”。
一方面，梁振英早前表示香港警方以最大容忍度对待冲击者，强调“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另一方面，港府却一直未能正面回应示威者的诉求，还将运动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有装备”的行动，语言与当年激化局势的“四二六社论”如出一辙，而梁振英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清场的架势，其内心的敌对思维可见一斑。他又称“中央不会因为任何违法胁逼行为而就范”，试图撇清责任，将一场很大程度上对自己表达不满的运动说成是中央的要挟。梁振英这种转移责任，“揉一下，扇一巴掌”的表现自然会使学生在做退场决定时心生犹疑，而也正是他这种无能政客的胡乱表态，才给运动最终的结局增添了几分变数。
其实，中央领导人对于此次香港的占中运动，在点明大原则后，给了港府充足的空间和自由度去解决事件，其目的就是希望港府可以妥善处理内部事务。然而，可惜的是，梁振英的思维明显没有跟上中央的节奏。面对一个成熟的香港社会，面对广大务实理性的香港市民，面对已经疲累不堪，只等一个台阶下的年轻学生，梁振英却只会一味地上纲上线和推卸责任，加剧了政府与示威者之间的矛盾。而其如此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他就是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领导者。
一份最新出炉的民调显示很能说明问题，香港79%的青年人不满意特首梁振英的表现，而有74%的香港年轻人认为政府不能回应他们的需要。或许人们可以责备学生的执拗任性，批评他们不肯直面当下，事到如今仍然不愿轻易收场，但我们同时亦须看到造成这一不幸局面的深层原因。香港现下的泛政治化现象之所以会越来越严重，港人之所以对政府有如此多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梁振英缺乏作为，思维老套，经常忽略港人的意见，与香港整体的民意脱节。这与习近平上台之后展现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显得格格不入。
作为一名优秀的执政者，应该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切实解决人民所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一心想着怎样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民。以梁振英为首的港府官员需要明白，公众信任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基石。如果至今他们仍然抱着“文革”时期的斗争思维去处理问题，人民对整个施政团队就会信心全无。而一旦港府不能找到有效方法疏导民众日益高涨的怨气，增加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以回应占领行动，反而在中央舒缓民怨的善意上添油加醋、肆意发挥的话，刚刚露出的一丝曙光恐将不复存在。而如果学生退场的事宜一再拖延下去，双方只会陷入两败俱伤的局面，香港的情况也只会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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