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几个月以来的期待终于在12月6日变为现实，在当天凌晨，曾经的中国“安全沙皇”周永康涉多宗重罪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这些重罪包括收受巨额贿赂、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滥用职权、通奸以及其他犯罪线索。当北京终于批捕周永康时，西方世界对如许的一场变故并没有显出相当的惊愕.
西媒聚焦周永康案
比起当初薄熙来的被逮和审判，包括三大通讯社在内的主流媒体直到12小时后才有所动作，这一方面固然与北京媒体在午夜发布这一消息有关，也和周永康在7月被立案审查有很大关系：它意味着周已是一只“死老虎”。不过这并不代表周永康案已经被他们彻底忽视。很快，BBC、《纽约时报》以及《卫报》等一些有驻京记者或观点突出的西方主流媒体终于开始就此要写点东西。中共对于周永康案的定性相当谨慎，在官方通告中避免了“窝案”、“贪腐集团”等词汇的出现，即便周永康有“结党营私”之实，北京亦不肯轻易为他扣帽子。相比之下，西方的记者们想象力就有些丰富了：他们固然惯于将其与习近平挂钩，但他们也指出，周永康的结局可谓作茧自缚。
对于周永康被移送司法一事，BBC在两天之内接连刊发了两篇报道，在西方媒体中特别突出，不过他们的态度也是很明显的；当周永康“数罪并罚”被逮之际，BBC的中国分析师就直接称此举系习近平“巩固权力基础，消除改革阻力和提高中共形象”的尝试。其报道还称，包括“新浪微博”在内的社交媒体对于此举的支持就颇能说明问题：很多社交媒体用户赞同北京对周永康的逮捕。
作为西方媒体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通”，BBC的中国总编辑格雷西（Carrie Gracie）很快也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习近平反腐抓住大老虎》的专文，这篇文章也同样强调周永康的被逮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与神经”来审判腐败行为，进而赢得公众支持、加速上层改革的措施。不过，在格雷西看来，周永康基于其“a much hated figure”（可憎身份），不会有多少中国人会为他的被逮掬一把同情之泪，周永康本人更是中国安全体系之下的一个作法自毙的“奥威尔式”的受害者。很显然，西方已经惯于将《1984》式的极权社会直接套在中国的头上，周永康安全官僚的身份更让他们乐于将两者形成类比，尽管周本人绝非小说主人公式的外围人士，北京与大洋国也有明显差异，但这并不妨碍英国媒体产生如此的联想。不光BBC有如此的想法，《纽约时报》的储百亮（Chris Buckley）也有类似的思路。储百亮认为，周永康在近十年间曾以“维稳”名义推动公、检、法三方，当北京在6日的指控揭示出中国的警方及其他安全部门可能一直受控于“某个赃官”时，官方披露的消息就很可能令知情民众深感不安。对此，他就借被采访者之口谈到了自己对周案的态度，即周永康本人“已经成为了法治缺乏的受害者，因为他的案子也在经由他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处理”。
其实，该报在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对反腐问题有着异常的关注，储百亮和另一名记者杰安迪在10月20日的另一篇报道中已经对周案的处理给出了某种西方式的预后：报道称，一旦中共的纪检部门将案件移交给警方来进行刑事调查，“周永康就将在审判中被判有罪，而审判会经过刻意安排，以给人一种程序正当的感觉”。报道还借专业人士之口指出，北京对周永康的审判“将是对党的领导人是否真心致力于司法改革的考验”，而这一点也让他们认为这桩诉讼不会遵循国际惯例。与此同时，《卫报》的驻北京记者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们还特别强调了周永康与薄熙来之间的关系。
毕竟，周永康自2014年7月末开始就已被审查，这也使得他被移送司法一事早已变成了时间问题。美国的律师和法律专家认为，在中国，一旦公开宣布对高层政治人物进行调查，接下来通常就是审判，《华尔街日报》称“中共严密控制的法院系统的刑案定罪率超过99%”，这也让北京在5、6日之间的动作在他们看来已显得不足为奇。但周永康的被逮在西方专家眼中终究是北京走出的“巨大一步”，即“它将彻底改变中国政治游戏的性质，因为现任领导人实际上是在宣告，他们并不害怕作法自毙，甘冒日后受到同样对待的风险”。
值得讽刺的是，当北京在紧锣密鼓的展开对周永康、徐才厚等人的行动时，很多无缘进入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却很乐于猜测中共内部的动向，有记者就曾称“调查周永康可能会激起一些现任或已退休中共领导人的反弹”，还有人称“习近平能否得到已退休的前任领导人的支持（特别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是公开调查周永康的关键所在。香港中文大学林和立教授的“习近平打破约定调查前常委”一说更广为流传。很显然，外界在周案这一问题上虽然一开始往往会等待北京释放声音，但到了最后却往往变成他们自己的调子。
此前就曾指出，北京在调查周案时已经发现了一个“以周永康为轴心的庞大体系”，周永康的党政亲信及“传言中的薄周同盟甚至周徐联盟”更可以在毛时代被冠以“反革命集团”的称呼。北京决策层吸取了以往经验教训，在打击周永康腐败集团时开始采取“剪裙边”、“拔暗钉”的手段，将马仔、心腹、干将一个个铲除后再对周永康本人进行“致命一击”。事实上，从薄案开始，北京已经开始从“依法而治”要转变成为“法治”和“建设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可遗憾的是，比起“高层权斗、政治八卦、桃色绯闻”，中共在“依法治国”上的诉求往往会被外界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当北京在定性周案采取克制谨慎态度时，外界总会不由自主的激起窥探与讨论的热情，甚至周永康的羁押地阳谷都成了外界热议的对象。在西方媒体眼中，这种热情又很容易会变成一种“在中共看来不必要的揣测”。于是，当北京不肯急于为周永康扣帽子时，西方就显得颇有些急躁；周固然是中国高层权斗的牺牲品，但他也成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安全系统的“受害者”。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