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在《让子弹飞》强调，就是要“站着把钱给赚了”，而这部让他名成利就的电影也确实做到了。站着赚钱尝到了甜头，自然就有了“再爽一把”的念头。《一步之遥》顺势而生，姜文再次展现狂的一面，影片甚至都还没公映，预售出去的电影票就高达2亿人民币，这哪是“站着赚钱”，根本就是“躺着赚钱”。
姜文：“他们说不过审……”葛优：“哦？”（设计对白，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正在影迷翘首期待《一步之遥》时，突然传出它的审查又出了问题。广电总局给出的修改意见包括“台词存在低级低俗、调侃经典及古今历史名人、性暗示……”等问题。如此变故，让片方都措手不及。不过，上映前突发状况的不仅仅有《一步之遥》，去年贺岁档热门影片《私人订制》，曾因审查问题而推迟首映，所幸并未推迟上映。
法新社就此指出，姜文2000年执导的黑色幽默风格影片《鬼子来了》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他之后却被禁止在中国境内拍电影七年。显然，姜文当年“触线”了，广电总局并不允许未经审查的国产电影前往国外参加所谓的电影节。姜文是个“有前科”的叛逆艺术家，倘若因为他的创作“涉及敏感话题”，那么这部电影被延期甚至禁止上映也不足为奇。
四年前上映的《让子弹飞》票房大卖的同时也引发了一轮政治猜谜和解读的热潮。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曾在《明报》上发表文章称，国内的讨论“认为这是一套拥有大量政治隐喻的电影，讽刺国内现实上的贪污腐败、人民的盲目 /投机/民粹，以至政治禁忌如八九六四等。这些讨论指出，片中有着大量的政治符号，例如：片首的马拉列车，那是指以马列主义，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结果遭 到伏击，人仰马翻……”
“红旗下的蛋”在红旗下“撒野”
解读姜文，当然避不开他的身世。他属于“红旗下的蛋”中的一员，他和王朔、崔健等人属于同一阵营，他们出生于军队大院，属于类权贵或者接近权贵的家庭，有着天然的政治和生活境遇的优越感，同时也着获得知识更广泛的渠道，所以当整个乌托邦愿景被迅速置换为金钱第一的实利主义时，有着足够的落差让他们幻灭，而他们的知识背景又能让他们玩味与蕴酿出悲观主义的花朵。崔健用摇滚呐喊出革命孤儿的惶惑与愤怒，王朔用不正经对抗着意识形态坍塌所带来的空虚。必须要承认的是，他们的这种惶惑是贵族式的，有足够多的拥有，才能支持这种破灭之后的错愕。反现八十年代余华、莫言等人，则更平民化，他们表现出的时代与饥饿、肉体有关，时代并不带有多少价值观的意味，它是实打实的荒诞怪兽，它吞噬实实在在的生命与情感。而崔健是乌托邦美学的忠实拥护者，当一个现实的乌托邦消逝时，他用一个更抽象的乌托邦来批判它。
至于王朔则有跟时代撒娇的本能，他是一种女性化的思维，他用撒泼耍赖的方式来表达去这个他不喜欢时代的恶心，又时常忍不住爆发出他林黛玉似的伤感。
姜文看起来像是崔健和王朔的结合体，他同时兼具批判与温柔两种素质，他强悍又脆弱，他严肃又绝对不放弃油嘴滑舌的乐趣。
细想一下姜文的所有电影，其实都在讲自己的那点心事，那个正统红孩儿的伤感，所以他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也变得容易理解。而他所有的佯狂、流氓其实只是对乌托邦消逝的对抗，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坏孩子对芜杂现实世界的离弃，是精神洁癖患者对媚俗世界的怒不可遏然后又不得不低头投降。
审查制度是“万恶的”还是“必须的”
早前，中国著名导演谢飞在参加印度一个电影节时向当地媒体剖白：“在中国，电影局的审查制构成中国艺术电影的重大威胁。为获得公映许可，每一部电影从提案，到剧本，到最终的剪辑，每一步都受制于审查制。要是片子没有被审查通过，那么任何在公共渠道的放映活动与参加电影节的行为，都会被视作是非法的。比如说，贾樟柯的《天注定》现在依然被禁止在中国大陆放映。”
老一辈的中国导演痛恨审查制度，而有些年轻导演却表现得很乐观。曾被传为禁片的《推拿》最近在中国大陆公映，导演娄烨也想媒体阐明了自己的“审查观”：“电影是一个综合感受传递，很难用一些标准来衡量，比如衣服脱到哪里才是裸露，多少血才是暴力。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审查体制从技术操作上讲已经完全无法工作，这就是电影审查制度终会被取消的原因之一，因为从技术上讲，它即不能象分级制那样，通过影片分级来保护未成年观众，又不能满足成年观众的电影需求，同时破坏了宪法赋予的保护的电影作者的创作自由。所以电影审查委员会最终会被改变，不是由政府，而是由电影行业协会来接手这些工作。”导演们的想法固然美好，但事与愿违，电影的审查，都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统治技术，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电影与国家的关系，是电影作为艺术的自足性是否服从于民族国家的主权性。世界上似乎不存在毫无任何电影审查的国家，换句话说，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可以公开放映任何一部电影。
说到审查，人们就会想起分级，其实，分级制度也是审查制度诸多形式的一种，只不过它运用了经济的、体制的、工业的手段对电影进行惩罚。当然，这属于高级的惩罚，世界上不乏低级的惩罚，比如禁止某位导演从事电影拍摄活动这种与宪法完全矛盾的荒诞处置。这其中可能还包含了更多的因素，电影制度史研究必须兼顾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考量。文化规训的复杂性在于，为整体的感性系统划分一个清晰的界限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从官方文书的话语逻辑、法规条目的修辞上，很难查出电影制度演变的内在动力。
那姜文的新片不给过审，能怪广电总局吗？只能怪姜文这次表现得太过自信，毕竟在圈子里公开叫嚣“站着赚钱”是很容易拉仇恨的----假设一个桥段：局里有些同志就是看不惯狂人作派，要在审片环节给你一个下马威，“我倒要看看你的子弹能飞多远？”蛮横如姜文，会做出怎样的反抗？其实，根本反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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