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成曾任陶铸秘书，在陶铸被倒台前一年调离。多年之后，马恩成在《陶铸在1966》中开篇写道：我是1966年4月调离陶铸办公室的。离开后虽仍在中南局机关工作，但和陶铸的接触就很少了，只能通过有关会议知道他的一些观点和动向。有几个会议是“文化大革命”中带关键性的，其中一些内容又是鲜为人知的，因此很值得回忆。
1958年3月，毛泽东、陶铸在广州会见胡志明
突然给自己扣上“右”的帽子
陶铸上调北京前作的最后一次报告，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一些议论。这就是1966年5月19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上万人的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这次动员会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5·16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人们意料，陶铸检讨了自己“右的偏向”。
陶铸说：“在1962年之前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工作问题上，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
陶铸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1961年到1962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1962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陶铸指出的这两点，即他曾经推行过田间管理的责任制和在话剧歌剧创作会上的讲话，当时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因此提高了陶铸的威望。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反“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现在却否定了，还给自己扣了“右”的帽子。这不能不引起干部们的震动，似乎“文化大革命”一来，过去很多正确的东西都错了。陶铸在讲话中还提出“要保持晚节”，说“我个人没有旁的要求，就是要求死了以后，能够在骨灰罐上写上‘中国共产党员陶铸’。”为什么讲这些？是否有什么不祥的预感？更引起干部们的纷纷议论。这时又听说陶铸即将北调中央任宣传部长，其夫人曾志和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都不以为然，认为陶铸是粗线条式的人物，不适宜任中宣部长……
陶铸北上前夕，曾志又患了甲状腺亢进。我在一个晚上去看望他们。只见曾大姐躺在病床上，陶铸正在收拾一堆书籍。他见了我没有多讲什么，却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我毫无思想准备，就支支吾吾地说：“好像是一次比反右派还严重的运动！？”他想了一下说：“有一定道理。”陶铸当时为什么这样问我？是测验我清楚不清楚，还是他自己也有些不清楚？至今对我仍然是一个谜。
一夜之间跃居第四把交椅
1966年7月中旬，中南局秘书长薛光军告诉我，中央于7月底召开工作会议，接着还要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要我跟他去参加会议搞简报。当时“文化大革命”涉及的面越来越宽，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使人眼花缭乱，心中无底，我也想趁此去弄个明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7月27日到30日，只开了三天，实际上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会上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征求意见。会上印发了一份引人瞩目的材料，即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以及毛泽东给以热烈支持的信。当时刚刚见到“红卫兵”这个词，对他们强调的“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要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越乱越好”等等感到有些绝对，但看到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就不敢再多想，更未料到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了。
这次会议为了使大家开阔眼界，还组织了两次参观活动。一是到北师大参观大字报。那里从校园到课室楼梯，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谭厚兰对工作组的造反展开辩论，多数是揭发批判，少数给以支持，这可能反映了文革初期的情况。另一次是到清华大学参加给蒯大富平反的大会。这个会颇具规模，周总理、董必武、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和各大区的领导坐满了主席台，台下草地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全校师生。会议先由学生发言，绝大多数还是批评蒯大富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的发言，因为他批判得最系统，也因为他的相貌举止很像他父亲。蒯大富也发了言。他跑步登台，好像全不把别人的批评放在眼里，情绪激昂地讲了一番。因为他讲话很快，又是浓重的江浙口音，具体讲什么听不清楚。最后由工作组长叶林作了检讨，并宣布为蒯大富平反。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召开，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批中央一些人事变动的名单。一开始印发的名单只有两人，一是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二是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会议开始，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责任，还讲了一些国内国际的情况。北京大学写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等7人也以革命师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会议前期大家主要围绕着《决定》草稿发言，有的泛泛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有的在推敲文件词句，气氛还比较平和。到8月4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问题，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后，大家感到问题严重，会议开始升温。8月7日印发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会议掀起巨澜。大家都感到很突然，没想到党内高层第一把手会贴第二把手的大字报，而且用词十分尖刻，并公开指称党内存在另一个“司令部”，还算老账，提出要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说得如此严重，是否问题的性质有了变化？代表们心中无底，而小组讨论时还要表态，更使大家紧张起来。怎样表态？按一般的内部矛盾讲，怕调子低；按敌我矛盾讲，又想不通，怕过了头。这一个夜晚，北京饭店大部分房间灯火通明，有的在独自思索，有的在三三两两地议论……第二天的发言却较简短，有的只按毛主席的口径空洞地表态，有的仍然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就事论事地批一番，也有的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只有江青、康生等少数人在那里推波助澜。陈伯达的一篇拥护《炮打》的大字报，作为正式文件印发会议。
会议的又一个波澜，是两天后毛泽东提交会议酝酿讨论的政治局常委的新名单。这个名单的排列十分出人意料。一是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取消了党的副主席和接班人资格，这么快就对刘少奇采取组织措施，谁也没有料到；二是林彪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一个长期养病，没有做多少工作的人，这次却排在日夜操劳、威望很高的周总理前面，令人费解。更出人意料的是，陶铸由一名中央委员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排在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的前面。为什么这样超越提升？代表们见到陶铸便向他打听情况。陶说：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单时我也很突然，立刻报告毛主席，请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后移。毛主席答复说，名单已定，不更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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