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终于移送司法，“老虎”被关进了笼子，西方媒体在此后的48小时内保持着密集关注，一如2012年时薄熙来的被逮和受审那样。可喧嚣之后，从西方主流的声音看去，不难发现他们对于此案的评价比起薄案并无本质的差异，正如胡、温处理薄被指“罢黜”，习政府的薄案审判被疑“政治倾轧”那样，西方眼中的周案始终带着“purge”（清洗）这一烙印般的属性，至于习近平的反腐，西方更将其称为“crusade”（十字军）式的行动。即便北京方面的诉求最终要落在稳住大局，带来新血，充实领导人员及相关制度上。
西方媒体和北京之间的距离并非“只隔着一张纸”那样简单
其实，西方人一看到北京或中国政治，就会排列上密室政治、权力、帝王之列的关键词，进而编织出一个介乎于普契尼的《图兰朵》和柯勒律治的香都之间的“天朝上国”。西方媒体因此会以大体相同的语调谈及薄熙来被逮、受审和两年后的周永康一案：尽管西方的修辞可能因人而异，但他们对习、李的态度比起胡、温时竟没有更多的调整与变动，仍旧以旧眼光观察着不断变动中的北京。这也让西方跟不上习近平的步调：面对早已开始“整党保洁”，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自上而下加以不断鞭策的中共时，他们的间距已经变得越来越远。尽管曾有分析人士认为，西方人眼中的习近平和中国政治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但以当下情况来看，就算捅破了这层纸，西方与中共及北京高层间的距离仍是关山难渡。
西方的问题很简单，此前也曾指出，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是“持不信任态度的”，这种心态被中共的身份和中国当前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所影响，进而层层放大。当《经济学人》开始在封面上让习近平黄袍加身，《卫报》的专栏作者开始在新书里大谈中共七常委的“密室政治”的神秘，《纽约时报》更发表专文，称习近平“显现出一个坚定而自信、甚至帝王式的国家主席形象”后，以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为特色的大部分西方媒体开始模糊地认识到，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强势领导人，但这种“强势”究竟会往何处去呢？正所谓“心中如佛”，西方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看到的北京往往会是某种固定的样子。长期以来，很多分析人士以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只是双方的距离才导致了认知的差距，中国文化的厚重也让西方新闻工作者不得要领。正如观察地球内部的最好机会是地震那样，2012年3月薄熙来被批捕、次年8月的受审以及2014年的周永康、徐才厚事件对于北京政界而言，不啻于接连爆发几起特大地震，这一系列事件也给了外界根据断层全方位观察中国社会的契机，可遗憾的是，面对这种新闻业者眼中千载难逢的大好局面，西方世界却往往抓不住机会。
诚然，出于对中国政治的了解有限，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BC在内的很多主流媒体一开始往往是先根据新华社和中国政府公布的消息加以发挥，可当各报记者先后开进中国后，很多西方媒体得出的结论往往仍停留在传统的“宫斗”思维上。譬如《华尔街日报》就称薄倒台后，围绕着他“主政重庆时政策的斗争正在中共内部展开”。尽管根据案卷事实，薄案是一起贪腐案件，很多西方主流媒体也因之逐渐调转口径，但薄案与“太子党”、“团派”、“上海帮”之间的恩怨终究还是因此在西方流传了开来，这种“权斗”的思路也迎合了长期以来西方营造的中国语境。
“老虎”被查后，西方媒体对于周永康案件的热情未减。不可否认，从习近平自2012年末整党开始，他已经被外界视为了中共内部的改革派角色。这一身份的突出自2013年3月习李体制建立后更为突出，西方媒体也大多注意到了这种细节，从2014年7月开始，相比于以往将中国内部的反腐败行动与内部权力斗争联系起来，从关注周永康只是被通报违纪而非违法，到关注中共有可能不会公布对的周永康所有指控，再到分析习近平已经获得江、胡支持成为新领袖，西方媒体目前对于周永康案件的谈论已经越来越接地气。对于长期面对北京不得要领的西方世界来说，这种认识使得他们一度与北京的距离变得相当之近，某些“隔着一层窗户纸”的评论也正是从这个时候传来的。
可遗憾的是，当周案进入司法阶段后，北京的这一举动终究还是被打上了“肃清”的威权烙印，习近平的反腐与“整党”更因“十字军”一词被扣上了某种宗教的外衣，北京的党国体制也就因此在西方眼中被视为一种“政教合一”的身份；胡、温以贪腐抓捕薄熙来与习、李因“六宗罪”拿捕“政法沙皇”周永康都成了中共内部因体制问题而造成的倾轧，是一种对“贪污”和“滥用权力”的粉饰。很显然，“周永康陷阱”和此前的薄案在西方眼中都是内发且难以根治的痼疾，中共的共产党身份已经成了原罪，从某种意义上简直就像犹太人那样难以翻身。西方应该这样下去吗？他们也在酝酿着改变，毕竟，欧美的商界人士已经开始转向北京，扎克伯格办公桌上的习近平专著就是明证。不可否认，西方主流媒体是难以轻易扭转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的反华、仇共态度的，理念与手段的差异也成了西方与北京之间的冲突之处。此前北京释放“依法治国”信号，习近平在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时，西方仅仅从中过滤出了“儒家”、“法家”等信号。此外，西方很希望了解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的所思所想，这使得他们甚至希望从习的只字片语和兴趣爱好中寻找答案，譬如美国的《教父》或法国的《登堂入室》等电影都被拿去借题发挥，前者更被认为用来“证明了他从电影的一个主题中精明学来的东西：在一个男人的秘密小圈子里集中与运用权力的艺术”。当西方以蜻蜓点水的方式观察中国时，一鳞半爪的印象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曾有人将习近平比作一个“俄罗斯套娃”，他政治人格面具的每一层都留下了自己人生阶段的印迹。中共和中国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几十年间，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影响，产生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人的特有性格，也让身为当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虽然充满符号，但却始终难以捉摸。西方观点与中国现实的差距也就由此而来。
当下，西方世界仍然以传统姿态面对北京，站在岸边的西媒及其分析人士固然可以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掬水月在手”，对北京的动态有些第一手认知。但当下西方世界与中共之间看似无限接近，可距离却仍旧遥远的现状，也证明了他们当下的定位终究是很难看到什么东西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而这一点，或许就将是西方正确观察中国的唯一手段，只是，又会有多少西方人士亲自投身于中国变革的浪潮，接着客观的记录这一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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