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公众以为徐才厚和周永康已经被冲刷进入垃圾堆的关头，《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两份报纸擎着写有“擒叛徒”和“除国妖”的大旗阔步而来，复又将公众正在退却的热情调动起来。而且颇为巧合的是，两份喉舌报主题不同的系列报告行进到同一档位。前者意在“为作风建设注入新动力”，后者锁定“以整风精神革除问题积弊”。前者以不具名的方式宏观论述，后者则揪着徐才厚不放，大有将其置于死地的态势。
这不，接连于10日和11日刊发的评论文章《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对形式主义必须露头就打》，不仅罕见地将徐才厚称作“国妖”，还严厉斥责其误党、误国、误军。为何军报将“国妖”这一曾经扣在张春桥头顶的帽子转戴给徐才厚？不妨从原文中寻找线索。荀子把“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称为“国妖”，把“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人称为“国宝”，认为治国者要“敬其宝”“除其妖”。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肩负着军队建设和带兵打仗的神圣职责，理应坦坦荡荡、表里如一，当“国宝”不当“国妖”，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而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他善于表演，擅长伪装，用假面具掩盖自己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丑剧。“两面人”因迷惑性、欺骗性特别强，所以危害性、危险性特别大。待到东窗事发，他们往往已成为大奸巨贪，让人大吃一惊、难以置信。
从“大老虎”到“恶虎”再到“国妖”，军方喉舌报对于徐才厚的指代至少出现过三级跳。“大老虎”遍地早已不再新鲜，“恶虎”之出处，来源于10月28日中国军网一篇署名谢正平的评论文章《贪腐穷途路 强军正当时》。这篇在中国军网显要位置“军媒要闻要论”首发的文章称，“才厚其人，出身普通人家，考取名牌大学，从军几十年，也曾敬业也曾勤勉，一级级晋升至军委副主席，最后因腐而败沦为历史罪人……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人道徐才厚是军中‘大老虎’，我言真正的‘恶虎’，是他心中的贪欲。”“恶虎”之后再来“国妖”，那么“国妖”之后呢？军报提前公告的10篇系列评论的第六篇再送来令人振聋发聩的痛陈之词。形式主义图虚名、招实祸，误党、误国、误军。徐才厚之流搞的假大空那一套，必须彻底纠正和革除。形式主义可以欺骗自己，却糊弄不了敌人。平时花拳绣腿，战时必然折臂断腿。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要彻底改掉形式主义这个毛病，然而现在形式主义不但没有 绝迹，反而变异变种、易服换装，甚至呈现越搞越成套、越搞越高档之势。形式主义之所以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是名利思想在作怪，担当意识不够强。形式主义歪风不除，不但战时打不了胜仗，平时工作任务也难以真正完成好。
与军报形成呼应之势的，还有《人民日报》的叛徒之论。虽然两报对象不同，但是同样作为反腐大潮中的旗帜性人物，徐才厚和周永康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双面人、国妖乃至叛徒？10日，“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公号罕见用叛徒措辞痛批周永康，称其所作所为与顾顺章之流无异。在回顾了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国历史档案后，党报旋即转入对周永康这位常委级叛徒的围剿上。那些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违反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影响恶劣的腐败分子，已与叛徒无异。分析这些人的堕落之路，不难看出，泄漏机密、叛党叛国的背后，是金钱、女色、贪欲，而要再追深一层，从根上讲，是理想信念的倒塌。
国妖也好，叛徒也罢，语言暴力背后不过是进一步为当局反腐扫除障碍，夯实基础。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周永康、徐才厚还在其位时，为何作为第四权力的无冕之王却永远都是吹捧之词？待到虎落平阳，却瞬间来了个180°大转弯，大有骂不死誓不休的架势。不得不说，在中共划定的框框里，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僵化的言论是必然结果。在主流报端，只要官员还在其位，永远以伟光正的形象示人，媒体言论很少与官员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旦被检举被揭发，马失前蹄的官员才能褪色，才能回归到正常人的轨道上来。至于如何做到既让官员的地位透过媒体的实体而存在，又让抛头露面于公众的官员随时能出出汗、亮亮丑，两者兼顾的魄力在当前的宣传体制里显然是不容易培育的。铲除背后的“黑手”，也绝不仅仅是换掉几个党棍和笔杆子那么简单。从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来判断，一旦坐在了党报笔杆子的位置上，脑袋里想什么，笔下写什么，不由其主观决定，更多的是受到政治正确性主宰，因为只有保守和能够捉摸到领导意思的笔杆子才能够胜任。试问：这样的笔杆子又何以能有创意，又何以能够在官场以外发挥“领导”作用？这样的第四权力，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两面人”和“国妖”？
而对于民间舆论场，在听闻官方喉舌如此气势汹汹之余，往往揣测的是下一步如何处置徐才厚、周永康其人。或者如微博认证名为“冯师长”的网友般感慨一番----像徐才厚这样的“国妖”实在是太多。即使在军队里，近期“落马”的谷俊山、杨金山、叶万勇、高小燕、戴维民，哪不是“台上孔繁森，台下王宝森”？哪个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国妖”？哪个不是在落马前都说最大的缺点是清廉？用时下坊间流传的一副对联更为形象直接，“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当满朝文武和半壁江山都沦落到了“藏绿卡”、“养红颜”的地步，出了徐才厚这样的国妖、周永康这样的叛徒，又有何值得诧异和蹊跷的呢？不值得蹊跷，并不代表不需要去反思。从徐到周，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铲除滋生“国妖”和“叛徒”的土壤。注意，是最大限度，而非彻底。因为要想做到彻底，基本上等同于痴人说梦。中国从古至今的官场文化，不是令行就可以禁止的。何况，将时间线拉长，在皇权时代，不患官员贪腐而患其有异心的例证仍历历在目。时下，虽然反腐大潮气势汹汹而来，但是谁又能一言以蔽之这轮“老虎、苍蝇一起打”只是单纯为了反腐而没有附属目的？当亡党亡国的警钟一再长鸣，恐怕任哪个当政者也无法继续酣然入睡。
果不其然。针对习王联手进行的反腐运动，国内主流舆论场给予了积极的、高度的评价，但在西方舆论场域，却出现了各种在中方看来的不和谐之音。继透明组织发布清廉指数直指中国贪腐现象比以往更甚之后，美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次卿休厄尔在国际反腐败日的一次演讲中，再次围绕中国反腐挑刺。“中国等国家在反腐败工作中若要取得成绩就需要确保反腐工作不被政治化。”正人先正己。不得不说，休厄尔的批驳之词不仅未做到先正己，而且还存有极大的漏洞。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将反腐问题政治化的作为有目共睹，从薄熙来到周永康，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化之后，美国务院再反过来警告中国勿将反腐政治化，何以令人信服？另一方面，既然是主管民主和人权事务，休厄尔是否 也应该对于中情局“囚徒”丑闻可能侵犯的人权做出合理解释？
当然，同样需要反思和自省的，还有一众喉舌媒体。在其位时鲜花与掌声齐飞的吹捧，落马后无所不用其极的语言暴力大棒，不过是自揭其丑。退一步来讲，批评官方媒体在官员落马前后的假大空、“强奸”民意总是容易的，为这种症状寻找他因开脱也不难。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固化宣传模式的病症如秃子头顶的虱子----明晃晃地摆在眼前，相关部门却听之任之、讳疾忌医；浸淫在其中的党棍们明知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还一如既往地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写着在民众看来如裹脚布般又臭又长的官样文章。以至于目前整个行业的现状是，不该管的地方被管的太多，束缚太多，该管的地方又没有人管。这种矛盾不解决，整个行业只会越来越畸形。虽说认识到问题是第一步，但如果没有查漏补缺、解决问题的第二步跟上，认识也等同于白搭。呜呼哀哉！且说且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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