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是礼乐刑政的统一，刑即刑法、法律。德治涵盖法治，仁政不碍征伐，德教不碍刑杀，这是儒家常识。重不重视法律，能不能够杀人，在儒家根本不是问题。
可不少人误会儒家讲道德就不讲法律，施仁政是不许杀戮，一说到严刑重法，就属之于霸道或法家。这个误会还相当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汉宣帝。
汉宣帝教训“柔仁好儒”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这段话将德教与刑法割裂开来了，以为周政是纯任德教的。殊不知周政汉政都是儒政礼制，即任德教，也重刑罚，教而不诛谓之虐，教而不改诛之宜。
周政汉政，具体制度法律形式不同，但本质完全一致，都是儒家政治。汉朝自刘邦起就从思想上摒弃了法家，儒道并尊，到武帝完成独尊儒术工作，此后道统政统学统合一，三统皆儒。汉，制属于家天下小康式王道，远高于霸道。霸道尊王攘夷，不错，但不能克己复礼建设礼制。宣帝视汉制为“以霸王道杂之”，是自我贬低。后人将霸道等同于商韩法家，遂有阳儒阴法说，更是误解。
汉宣帝是尊儒的好皇帝，但思想理论糊涂。其子汉元帝好儒而“柔仁”，同样糊涂。仁性刚柔相济，儒政礼法并重，岂能唯柔？
儒家政治，德主刑辅，意谓道德挂帅，重德慎刑，刑法以礼为本，并非不要或不重视刑法。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法律建设，历代史书中多辟有《刑法志》。《尚书》中的《盘庚》、《微子》、《金滕》、《康诰》,《梓材》、《多方》、《立政》诸篇都有关于古代刑法的记述，《吕刑》篇专门论述刑法，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的刑法文献，是是周政的重要内容。
周穆王在各地游历之时，见到某些诸侯任意施刑，遂命吕侯（亦称甫侯）以“明德慎罚”为指导原则，“作修刑辟”，对周初刑法改革修正，重新制定了一部法典。因为是吕侯主持修订，故称之为《吕刑》。
慎刑并非一味轻刑。《吕刑》说“刑罚世轻世重”，意谓刑罚随世轻重，刑罚的轻重要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定。《周礼-秋官-大司寇》说：“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郑玄云：“新国者，新辟地立君之国。用轻法者，为其民未习于教也。平国，承平守成之国。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乱国，篡弑叛逆之国。用重典者，以其化恶，伐灭之也。”《吕刑》中周穆王介绍了“上帝”对苗民的严厉惩罚。“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苗民”不遵守政令，毁弃法度，施行虐刑，皇帝哀矜庶民无辜被害，于是报“为虐者”以威，将“苗民”灭绝，灭其人绝其后，使他们没有后嗣留在世间。这里的上帝和皇帝，或说指颛顼，或说是帝尧。因接着有“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事，应以颛顼为是，因为绝地天通是颛顼时事。重黎都是颛顼时人名，重主管天神，黎主管臣民。
可见，儒家并不戒杀，慎杀不是不杀仁政是礼法并重，仁义并重，义是正义、适宜义，义德体现于政治，包括义刑义杀义战。义刑即正义、合适的刑法。《康诰》说：“用其义刑义杀。”曾运干说：“义，宜也。刑罪相报，谓之义刑义杀。”义刑也就是《吕刑》中说的祥刑。。慎杀，是指刑杀要特别慎重，不能滥杀无辜，对于犯罪分子，强调罚当其罪，既不能过度，也不能纵容。
义战，正义之战，包括剿杀内匪和抵抗外敌，包括自上而下的征伐和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些都是王道仁政的内容。《尚书》中多数篇章都涉及刑法、惩罚、征伐和杀戮，《汤誓》、《太誓》、《牧誓》、《武成》等更是革命的檄文。若有菩萨心肠，必有霹雳手段；若是赤子情怀，必须除恶卫道。对于儒家来说，惩恶就是扬善，罚罪就是保民，革命就是顺命，顺天之命，应人之心。
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有一副名联：“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彭玉麟确实是这样的人。他书生从戎，胆气过于宿将，两军对敌和对贪官恶少都勇于杀戮。李鸿章的侄子就死在他手里。但他坚决反对滥杀无辜，对曾国荃诱杀降兵和屠城暴行，很是不齿，数次要求曾国藩大义灭亲。
东海有一七绝写道：自性菩提自在身，也能欢喜也能嗔。是真仁义须除恶，具大慈悲敢杀人！杀人手段救人心，以杀止杀，以杀人为救民救人的一种手段，这是儒将风范，也是儒政的一大特色。
顺便破除一个普遍的误会：认为儒生斗不过流氓，儒生要战胜流氓，首先要变成流氓。大谬不然。儒生斗不过流氓，或者儒生儒化程度太低，无智无勇，或为特殊现象，非常态也。流氓斗不过儒生才是社会常态和历史常态。儒士从商则为儒商，从戎则为儒将，像彭玉麟那样的儒将，古来俯拾皆是，曾国藩集团中就不少。
儒生从政则为儒官，为君则为明君，仁者无敌。儒家主导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从尧舜到明清，所有较为持久和兴盛的王朝都是儒家缔造的，儒门中智勇双全的圣贤君子英雄豪杰层出不穷，尧舜禹集团（可三）、汤伊集团、文武集团、刘秀集团、王阳明集团、曾国藩集团等等就是儒家政治群体中的佼佼者。试问天下什么流氓集团恶势力配做他们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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