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和社会学家韦伯曾预言：“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习近平出席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
中国当局在推动铭记历史上时往往被冠以对日强硬，震慑日本的用意，似乎所有的表态，包括当下两大公祭日的高规格纪念，都似乎在同时表达同一个含义----警告威慑、凝聚共识唤醒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如果停留在这样的认知，也许永远难以将中国走出受虐者的心理阴影，永远无法摆脱悲情主义者自卑和报复性心理，也就永远难以以正常的心态实现真正的中国崛起。
习近平是一个明显的民族主义者。不只一次，人们看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认同，尤其是对于中国近代史上所受的屈辱更是感同身受，鸦片站战争、甲午海战都在其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13年12月27日，在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次日，习近平主持了“一次重要会议”“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对于今年正值甲午海战120周年，习近平曾提至少两次公开表达，科尤其是在2月18日会见连战时以“剜心之痛”来形容之，“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是故，一旦习近平登位，便以极其明确的强硬姿态对右翼色彩浓厚的安倍政权采取最直接的反击措施。2012年安倍内阁上台前后，中国开始大规模扩充在东海（包括钓鱼岛）水域的海上执法甚至军事力量的存在。由习近平主导起草的中共十八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主张，彰显出中国正加紧实现军事现代化的意图，意味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也将沿袭扩张海洋权益的路线。
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两会原国家海洋局改组，并将原中国海监总队、原公安部边防海警、原农业部中国渔政、原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实现钓鱼岛海域常态化巡逻。同年11月份，中国军方高调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与美日军机发生多次近距离尾随跟踪甚至拦截、逼近。
与此同时，中日还将口水仗引向全球蔓延。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高层在访德等国际场合或含沙射影或直接点名对日本右翼势力进行尖利的指责与警告。比如，李克强2013年6月份便在德国勃兰登堡州的波茨坦会议旧址发表讲话，引述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归还窃取的中国东北、台湾等岛屿”。2013年12月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动作触动了中日之间罕见的全球“伏地魔”舌战。以中国驻英大使2014年1月1日发论指责日本军国主义犹如伏地魔并与日本驻英大使舌战起，中日驻全球所在国爆发了一场罕见的舆论战。
今天（12月13日）习近平、张德江等出席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举行最高规格的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也是中国当局今年力推的一系列类似活动的一环。今年两会通过决议宣布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以国家首脑首次露面，并警告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今年9月3日，中共七大常委曾共同出席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规格之高措辞之严厉同样引人注目。而与此同时，中共启动大规模的抗战遗属登记，公布日本战犯案件证词等等。
这一系列明显有别于之前领导人的动作，显示中共高层在完成换届希望以强硬姿态把控中日关系走向，摆脱之前那种一再将中日关系捆绑在日本右翼动作上的被动因循、首鼠两端的保守主义路线。因此在外界看来，习近平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至少他本人希望塑造成这样的形象，以回应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似乎会成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的必然逻辑。
不过，正如人们所忧虑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轻易被唤醒但却很难驾驭的东西。中国职业外交部华黎明曾披露：“在我担任阿联酋大使时，我曾在现场观看亚洲杯中日足球比赛。从一开始‘中国队加油’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体育比赛莫名其妙地与政治挂钩；无独有偶，2004年亚洲杯足球比赛决赛是中国对日本，我在屏幕前看到，奏日本国歌时全场中国人没有起立，而是在比赛后用水瓶攻击日本队员；2005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在上海发生了反日示威游行和打砸抢行为，日本记者记录了这些现场并在日本电视节目上反复播出，意在告诉日本民众，中国青年无异于暴徒。这些简单的事件背后体现了中国人仍自我定位为被侵略者、受害者，中国能否摆脱民族主义悲情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正常大国的重要标志。只有一个摆脱了民族主义悲情的大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理性的行为，并承担大国责任。”所以，民族主义的逻辑看似正确，但是如果就此简单地解读习近平，那可能将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化和粗糙化了。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最后的钓鱼岛争端上抛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并说，“我们同日本有争议……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今，习近平的一系列动作不知是否是解决中日问题的最佳方案。但从表面上的历史逻辑看，即便是中国对安倍政权的敌对与反制措施显现出以往的强硬姿态，也只是中国寻求正常化步骤，也符合他的政治新常态的思路。
以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来说，它本来是正常国家的对等权利，中国当然有权力划设。而类似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公祭日也遵循了国际惯例。二战后，主要参战国纷纷设立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祭奠死难者已成国际上的惯常做法。2005年11月第60届联大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发起的决议草案，将1月27日设立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以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罹难的600万名犹太人。在以色列，每年犹太历尼桑月27日是国家大屠杀纪念日。 在美国，每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官方会在这一天举行悼念仪式。在俄罗斯，每年5月9日是“卫国战争胜利日”。所以说，中国只是在完成一种历史补课。
曾经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日本人加藤嘉一曾披露中日两国内在的心理对撞，认为中国人出于悲情意识一再要求日本确认战争责任并道歉，但日本人会反问我已经道歉了，为什么要反复道歉呢？于是，双方陷入一个死结。其实，从源头看，很多问题如果连受害者自己都选择遗忘，选择刻意回避、选择软弱妥协的话，那么只能怪自己的不自信和受害者情结。
习近平在简短讲话中称，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另外两大惨案指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广岛轰炸）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而今天，南京大屠杀已并非单独的民族悲情的象征，或者说已经脱离了照应民族主义仇恨的浅显逻辑，而上升为真正的人类灾难和战争的反思。这也正是观察人士多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更趋于理性冷静客观表达的原因。
所以，习近平强调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吉等人国际友人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便拥有站在全人类反战高度上的“统一战线”。这本可能便是化解中日历史死结的一个时间节点，当全球都在关注中国的超规格举动，作为当年的当事国，日本当年政权的继承者既无任何表示，甚至连公开报道都表现得讳莫如深。而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这是一次走向成熟大国的锻炼，中国不是在培育仇恨，也不是搞清算报复。而是怎样以一种正确的心态去铭记历史，去以一个大国国民的姿态摆脱受虐者心态。将这种悲情转化为一种反思的正能量和反思中国崛起的“心理障碍”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已并非单纯的中国悲情主义象征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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