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的台湾太阳花运动，到香港的“占中运动”，再到不久前落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背后都有一个绕不开的因素：大陆。无论是香港，或是台湾发生的这些社会运动、政治选举，多少都使得北京政府感到意外。尤其是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的意外惨败，更是让大陆政府忧虑既定的“两岸和平发展路线”，是否还能继续下去。
而最大的意外，应当是经济牌在台湾与香港的失效。在两岸三地中，这是大陆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也是大陆最具优势的地方。对于全球其它国家而言，大陆的经济与市场尚且有帮助，更何况于香港与台湾。可以说，大陆的经济，是过去17年间，香港经济得以继续繁荣的关键所在。但问题是，香港与台湾的青年一代，却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不久前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尤其是台北选战中，台湾青年人的价值追求展示得淋漓尽致，主打经济牌的连胜文败给主张“超越蓝绿，推翻蓝绿政治高墙”的柯文哲。这对于北京政府而言，应该最具震撼力。
同样的，香港的青年人似乎不再视经济价值为唯一的的价值观念，在此之外，还有其它更重要的价值观值得他们追求，比如土地正义、社会公平等等。显然，香港与台湾的青年人，不再与其父辈等长辈相同，他们在追求、探寻其它价值观上的可能性。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大陆经济上的崛起，使得国家的认同感，理应在香港与台湾的青年世代中得到更多的回应。但现实却是，无论是在香港、或是台湾，民调显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却创下新低。尤其是对于台湾，在两岸交流越发频繁的十几年间，却是台湾人对台湾身份认同感越发强烈的时期。而对于北京政府所主张的“一国两制”统一台湾，台湾人更是明确予以拒绝。在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在17年后也遭遇问题。
北京政府该如何来回应这样的“尴尬”？“一国两制”的实践，又该如何继续？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上遭遇的挫折，问题在于“一国”与“两制”的解释上，在实践17年之后出现的巨大的变化。大陆政府更强调“一国”，而香港人更注重于“两制”。如果“一国”的解释强势地压倒了“两制”之间的界线，那么显然是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所无法接受的。
对于台湾而言，也是如此。台湾能否接受“一国两制”，首先在于两岸政府如何解释“一国”，如何就“一国”达成共识，然后才是“两制”之间的界线在哪里。尽管目前有“九二共识”为北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底线与共识，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却还是常常引发争议。如果“一国”与“两制”无法得到明确的解释与规范，那么“一国两制”的实践，必然不断遭遇抵触。
对于香港与台湾，最大的恐惧在于，以大陆强制的经济优势，通过经济干预“两制”，进而影响其社会、政治制度，是其最大的忧虑所在。在当下，两岸三地的经贸往来如此频繁，而大陆的经济、市场又如此之大，“一国两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其所要的“制度独立”，是北京政府所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上，所谓的“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不用变”的承诺，事实上反映的是内地与香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逐渐趋同这样的一种趋势。即是，两地从最初的“存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的不同，发展到最后的“求同”----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可能在形式上、实践上会有所不同，但至少在价值观念上是相同，如社会公平、民主、自由等等。
而观察过去17年的实践上，两地仍然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融合，甚至这样的融合过程中，两地的地位也从原来的相对平等，逐渐变化成大陆的主导。这并不难理解，以大陆的经济、市场规模，香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越。而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相应的政治诉求也日渐明显。香港从一个无政党社会，到一个多政党竞选社会，从一个只要求经济权利，到要求更多公民权利的变化过程，是当下“一国两制”实践遭遇问题的重要背景，也可以说是“一国两制”在实践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台湾，或是说“一国两制”能否被台湾所接受，能否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实践，关键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理念上，双方能否彼此认同。
尽管当下，两岸三地的政治发展道路并不相同、起跑线并不一样，香港在寻求民主，台湾在民主的道路上逐渐成熟，却缺乏相应的法治，而大陆也终于回到“依法治国”的轨道上来，但假以时日，实现政治上的趋同，却还是可能的。
总之，“一国两制”的特殊的制度设计，在于首先承认彼此间的不同，但其最终的成功实践，则有赖于最终在政治价值观念上的相同，如此，“一国两制”的制度实践，才有成功的可能。尤其是考虑到两岸三地，伴随着经济间的交流与人员的往来互动，两岸三地不再是过去各自独立分割的独立区域，而是彼此相互影响，紧密相联的三个不同制度的实体。“一国两制”能否最终应用于现实中，关键在于政治上。因此，“一国两制”能否在香港继续实践下去，眼下的“政治问题”，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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