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的下属刊物《红旗文稿》刊发文章，批评某经济学家、某演员、某地产商不点名指责他们“污蔑共产党的领导”，该文指责他们利用微博，公开反党，制造一边倒的所谓主流民意氛围，并且呼吁各界要加强微博等新媒体上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工作，建议中共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与时俱进、积极介入。此番言论在舆论场上再度掀起波澜。由于《红旗文稿》常被定义为“官方媒体”，一些评论认为这是该杂志为上述三个人戴上“反党”的帽子，为此有外界人士惊呼“文革再现”。相较于另一份经常被谈起的“左倾报纸”《环球时报》，《红旗文稿》往往没有那么多“客观”、“复杂中国”的态度，而是以一种更加“野蛮”、直接的姿态闯进中国舆论场，在一些意识形态的话题上引发争议。
《求是》布局新媒体
为利益站在“舆论”的对立面
不难看出，《红旗文稿》每一次刊发文章似乎都会引来舆论的浪潮。在今年10月份就曾连续看刊发了三篇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论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从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到，笔墨挥舞间就如同一场“华山论剑”，其文字斗争痕迹明显，故而无一例外被外界看作是为此前社科院掌门人王伟光的“坚守人民民主专政”论再续炭火，此“火”瞬间引燃了左右两派的口水战。而今次《红旗文稿》再度出击，大肆论调，公开指责，将“矛头”指向“公众人物”，这三位所谓的“公众”无非是比平常百姓更频繁的出现在电视媒体的镜头前而已， 但舆论依然蜂拥而至。有分析认为，《红旗文稿》在发稿方面有比传统党刊高得多的“自由度”，所以它指责谁“反党”，与党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做同样的宣布是不一样的。因为“不一样”所以才有了后续的各种“论战”。
《红旗文稿》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出三人的名字，但是由于文章中明确指出来三名微博名人的职业与粉丝数量，因此与直接点名无异。被大陆网友认出的是，在新浪微博拥有234万粉丝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有2778万粉丝的地产商任志强；以及282万粉丝的演员孙海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茅于轼一直以来都被左派抨击，指其反党、卖国，为此有分析认为，此次党媒发问对茅于轼的“点名”是否又是一次“暗藏深意”的批评？若是回顾近两年的新闻，茅于轼并非第一次被中国官方点名。今年10月，大陆媒体就曾报道茅于轼被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点名，要求各出版社今后不得出版其作品。更早之前，2013年4月，茅于轼因为在沈阳工商联举办的非公开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上评判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是错误的，而被中国左派指为“公开进行反马列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演讲”，并且遭到中国多个地区的左派示威抵制。
还有被“公开”点名的任志强，其早在今年年初之时就曾在微博上与中国素有“左派的知识分子”司马南展开“微博骂战”，其双方骂战的起因司马南质疑中国画院地产董事长任华强在拿到闲置十年的北京民源大厦项目用地，立马转给潘石屹，随即任志强开始回击；2013年11月底，任志强又炮轰央视，原因是央视播出万科等国内45家房企拖欠3.8亿徒弟增值税，任志强就在微博上表示反驳；而孙海英则被大陆的民众戏称为“愤怒的中年人”，其在网上或在媒体上的公开亮相中，时常“语出惊人”，他曾在公开场合炮轰中国导演冯小刚“装洋蒜”，并且声称若是找他演戏，“我一定会拒绝”的言论。有些网友甚至送他“孙大炮”的称呼，援引网友留言，称孙海英“被激情燃烧烧坏了脑子”。
面对这曾经“红极一时”的新闻，北京学者发表评论称，作为“公众人物”他们显然是希望周围的变化是围绕着他们转，比如因为此次《红旗文稿》公开指责，反而让他们因此变得更加有名，受到特定人群和力量。这其中就包括西方某些势力的力量支持。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从中获益，这种获益大概也是其中有些人刻意充当“舆论反对派”的动因之一。而且，《红旗文稿》不点名指一些人“反党”，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表现之一。他们没什么可为此抱怨的。他们自己在舆论上是有力量的，他们可以反驳《红旗文稿》和它的支持者们，或者为自己申辩，或者为被戴上“反党”的帽子而表达骄傲。援引《环球日报》的文章称，在面对中国舆论面貌的反腐塑造中，中国国内的各种力量和西方力量这些年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最有名气的人，未必不是中西大斗争格局中的随波逐流者，他们的所谓的“深刻表现”实则充满了历史的幼稚。
超过一般党刊的“活跃”
在舆论的各派之间无非是对于到底是不是“反党”而做出争论。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由以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中国全国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这一场斗争经历了十年。由于当时原有的党政军权力运转体系已经出现脱节现象，政令无法按既定形式畅达，“两报一刊”（两报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指《红旗文稿》）就成为打破常规，越过所有行政层次直接传达中共中央最高层声音的一个渠道，显示领导核心团结、运转正常的象征。在当时的舆论体制下，它具有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威性，是以公开形式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它的撰写多数不是出自两报一刊的自主行为，而是中央领导核心的授意，从主题、立意、阐述角度、材料、结构、风格到作者、发表时间都有明确安排，有最高层舆论主管官员，政治局常委如陈伯达、姚文元的参与、修改、审定。至此，两报一刊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喉舌，并且出现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红旗》”的不正常现象。
在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为序曲，随即转入对“三家村”的口诛笔伐，邓拓之前是中共宣传战线重要成员，而且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中央主要宣传机构领导职务，但后因多次未能领会毛泽东政治部署之意而遭到训斥，并被撤销人民日报社实际职务，并且作为“三家村”之首的邓拓顿时成了全国上下第一号批斗目标。1966年五月，因政治批判而自杀身亡。十年的文革时期，“两报一刊”的社论经常担负传达毛泽东对运动的战略部署、最新指示例如“清理阶级队伍”，无引语标识的用黑体字标出，并给以阐释论述的职责，有的是事务性、带有日程表的说明论述，直接政治性的批判论述，如批判刘少奇的《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是意识形态的理论论述，如1967年11月6日《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一次正式完整地论述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有引起长久批评而成为历史事件的著名社论，莫过于1976年9月16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披露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和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的“两个凡是”。社论的功能定位要求对全局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各地报刊要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广播电台要播送。这样的社论远远超出文本范畴，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有分析认为，由于毛泽东政治上的强势，引发思想界独尊“毛术”，也将社科院这座气象万千的新中国哲学的“百花园”变成了理论上的保守派。文革十年的浩劫和毛左主义的疯狂，一些左派学者的保守思想已经深入骨髓，尽管到了信息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也依旧坚持毛时代的那一套，不是做一些粉饰历史的文章，就是大谈不接地气的理论。《红旗文稿》所指的三个都是网络舆论场上的活跃人士，他们的确发出了某些与中国共产党路线和国家基本政治道路不同程度上的对立声音，有一些言论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评论人士分析，《红旗文稿》会以此发文必有它的“道理”，它有意要站到舆论斗争的前线，扮演传统党刊未曾扮演的活跃角色。不可否认，所指的三个人都是网络舆论场上的“活跃人士”，他们也的确发出了某些与党的路线和国家基本政治道路不通程度上的对立音，甚至有一些是“尖锐的对立”，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就一定会坦然的面对由此围绕在他们自身发生一系列变化。分析认为《红旗文稿》这样说话，是代表了中共党内外的看法。为此也有评论反驳称，因为历史的原因，《红旗文稿》现今虽然算的上是中共的党刊，但是其“地位”未必会像传统的党报那样，它可以代表一部分的看法，但是它显然不能代表中共党组织的某种决定，也不代表它所没有公开点名的三个人必将面临舆论场之外的某些后果。
中国已经经受过“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苦果。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冲破了旧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民众的认知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现在也是建立新的理想。如果再回头以“老路”走之，可能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不是合适的。有学者认为，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哪怕是尖锐的声音与主流的思想不同，可作为党刊现今仍以公开写文的方式“批斗”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这样的做法显然还有待商榷。不能以“蛮横、粗暴”的态度直面于“反对”的声音，这也许是今后依然需要探讨的一个点。而且有海外研究中国政史学家认为，由于中国舆论场严重分裂，主流社会对这种分裂的态度既明确又模糊。所以，《红旗文稿》此番冲上舆论斗争的前线，受到前所未有的注意，站到辩论舞台的中央，它也要坦然面对由此引来的其他后果。比如“不再边缘”、拥有了大量支持者的同时，它也将受到围攻，品尝被贴“左倾”标签、甚至面临横跨体制内外多种风险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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