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何种渠道或媒介，我们经常都能看到或听到诸如房价涨、跌引发民怨，某地少数民族极端分子攻击无辜群众，老人掌刮不让座年轻人，大学教授猥亵女大学生，家长抗议高考异地歧视等反映出当下存在严重社会矛盾的新闻。这些迹象的背后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点，就是当下中国社会中依据不同阶层、族群、年龄、职业、地域等方式划分的群体之间及内部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对立性。之所以说前所未有，是指诸多严重社会对立关系在数量上的空前。同时，这种严重性也往往表现在对立双方话语中所透露出的较为强烈的暴力倾向。个体暴力行为或许不足以直接构成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挑战，但类似暴力行为的频发所揭示的社会对立现象及其很可能引发的进一步撕裂社会的后果才是让人感到忧虑之所在。
毛泽东思想曾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对此，我们必须反思，当下中国各种社会对立关系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这些对立仅仅只是利益诉求之争，还是利益诉求之下价值观念的严重对立？如果存在观念对立，那么这种局面又是如何形成的？
毛泽东时期的价值独断
不少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都论证过社会对立与贫富差距的相关性，显然我们也能从大量的历史经验中找到否认这种绝对性关系的实例。最常用的例子就是毛时期的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缺乏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任何关于收入或财富差距的可靠数据，所以我们并不能直接对毛时期贫富差距程度作出可靠结论。然而，由于当时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因而我们仍然可以从该时期对收入等级的划分来一窥当时贫富差距之大致状况。从1955年始，各行各业全面实施工资等级制度[1]。杨奎松先生的研究表明，从绝对数来看1955年中国低级工作人员与高级干部月收入相差近416倍[2]。尽管1956年后国务院对工资进行调整，多次下调高级干部的工资，但级别差距仍然巨大。如果考虑到其它的福利和配给，这种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实际的贫富差距状况也并非如许多人所宣传的那样乐观。整体而言，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毫无疑问的是，处于极端贫困的人群基本上是为“反补”城市和工业做贡献而在总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相比之下，城镇居民尤其是国家高级干部则享受较高的收入。即便是在1959至1961年的极度困难时期，相比起农村惊人的死亡数量，城市居民和国家干部仍普遍享有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无法比较当下与毛时期中国贫富差距程度孰大孰小，但仍然可以大致看出后者较大的贫富差距的事实。
在当时主流话语体系下，中国社会对立关系基本集中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但事实上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已几乎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毛时期的中国社会，对立关系更多存在于无产阶级内部。显然，对立关系没有明显地发生在贫困阶层与相对富裕的阶层之间，也就是说在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因为在当时社会垂直和水平流动极其狭窄的情况下，社会也并没有发生该“对立阶层”之间的大规模冲突。
因此，笔者认为，对立关系其实更多的存在于无产阶级与“假想的资产阶级”之间。之所以说是”假想的“，一是因为当时对资产阶级定义常常是基于血统、动机、思想等标准，而该标准又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其次，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并不存在。它的“存在”更多是出于统战的需要。很显然，这种社会对立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社会自发形成，而是被权力意志塑造的。当时的中国，这种单一的二元对立关系毫无疑问极易满足统战工作的需要。
换句话说，在绝大多数人口处于贫困以及贫富差距较大的毛时期，中国的社会对立并不是发生在较为常见的“富人与穷人“之间，而是在无产阶级与一个并不存在的阶级----“假想的资产阶级”之间。而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现其它明显的对立关系。
至于官民矛盾和族群冲突，虽然它们长期以来困扰着古代中国，但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利用阶级矛盾来转移。人民群众与官僚阶级的矛盾，被毛泽东归纳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曾经对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作出论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3] 至于族群矛盾，毛泽东除了清除能够产生民族意识自觉的物质和精神来源 — 汉族遭受的毁灭最为严重，他还在全国利用各种手段建构无产阶级意识。这样，各个族群的民族自觉弱化，阶级自觉强化，族群矛盾也就被转化为阶级矛盾。而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仅仅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海外的延伸。在毛泽东的眼里，阶级矛盾就是也应该是中国的主要矛盾。这种单一的对立关系在文革时期迅速激化并达到顶峰。文革的发生固然是毛泽东出于权力斗争的现实需要，但它被赋予铲除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义则不仅仅是受到他性格中狂热理想主义因素的驱动，不能否认这也为了抢占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后者对于维系毛泽东本人及中共在中国的政权稳定是极其关键的。
不得不承认的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共对社会具有巨大的整合能力。而这种整合能力表现在中共意识形态对社会观念建构的有效性。与在物质上的极度匮乏相反，当时中国人在精神上颇为“富裕”。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怀有真诚的信仰。毛泽东作为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当时其一言一行具有左右中共及中国命运的巨大能量。所以我们自然可以将这种信仰归结于对魅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的个人崇拜，但如果考虑到毛泽东众多政治对手同样也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个人失误引发的一系列惨剧却没有普遍发生对社会主义本身的质疑的现象时，我们则必须相信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具有坚实的共同信仰和共同价值的，也就是当时对社会观念的建构是颇为有效的。
在构筑政权合法性的诸多因素之中，意识形态的优势在于高度稳定性，因为它是不可被证伪的。只要人们持续接受这种意识形态，那么政权就越具有合法性。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共有的价值认同，它是超越世俗的共同信仰。毛泽东擅长操纵意识形态。虽然毛泽东本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的某些价值有着十分狂热的信仰，但他作为一个经历了无数残酷的战争和权力斗争的幸存者和胜利者，他深刻地理解理想必须由现实铺就的道理。毛泽东很清楚，意识形态的生命在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相信、维护它。为了掌握对意识形态的操纵，他不仅系统学习古代帝王驭世之术（毛泽东十分爱读《资治通鉴》）和马列理论，也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他深知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底层农民心中对公平、稳定、土地的渴望，也清楚中国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自私心理。因此他用最直接的实惠----分田地去赢得农民的心，并用平实的语言给老百姓灌输社会主义公平和秩序的价值。虽然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旨，无限放大了社会主义中的民粹色彩，但经他改造后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无疑更能打动中国人。与当前对暴力具有依赖性相比，毛泽东明白，建国前肃反运动和整风运动式的暴力清洗和威胁仅仅可以作为一种为了快速取得效果的辅助性工具。在对待政敌和异见者中虽然有效，但想从根本上实现统战必须借助于精巧的思想控制手段。毛泽东之所以持续发动阶级斗争以及不厌其烦的强调其重要性，第一是权力斗争的需要，第二是维护自身对话语权的绝对垄断，第三是对狂热理想的实践，第四则是为了保障意识形态的有效性。既然有共同信仰，就必须有共同敌人的“存在”。而对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来说，共同敌人则是“假想的资产阶级”。在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观念上的存在远远比客观上的存在更值得重视。有时候，资产阶级是否存在可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人们必须相信它的存在和危险。他可能在每个人的身边，也可能在人们的思想之中。当时的中国人认为也必须认为资本主义思想是令人恐惧和厌恶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因而当他们知悉这些思想的存在时，他们必须时刻进行自我思想审查和对别人进行监督，有义务保证自己思想和社会整体观念的纯洁性。而这种纯洁性的增加毫无疑问也能让人们更强烈地感受到集体的归属感。这种对集体感的诉求进一步压抑了人们对自由和温饱的渴望。因此，毛泽东“需要”资产阶级在观念上的“存在”。只有资产阶级“存在”，他的意识形态及思想控制行为才合法。正如对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来说，强调撒旦或易卜劣斯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似乎是苏共首先吸收了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又创造性地融入法家的“术”与“势”的结果。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借鉴了巴甫洛夫的动物条件反射理论—尽管他本人可能并不知道该理论，文革的操纵模式似乎是对这一理论的最佳实践。当然，这缺乏严谨的学理考究。
从本质上来讲，毛泽东式意识形态就是借助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民粹主义为外在形式的极权主义。这一点在文革时期尤为明显。毛泽东热衷于用在民粹主义包裹下的公平和秩序点燃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怀。在秦以后漫长的帝国专制之下，中国不自由和不民主的时间显然更长，反反复复的朝代更迭常常伴随着社会动荡和战争杀戮（尤其是1840年后），因而毛泽东深知比起民主与自由，中国人更看重公平和秩序。当然，中国人对公平和秩序的偏好之所以大于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有着更深刻的地缘、经济、社会等原因。但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只需要知道中国人渴望什么。正如阿道夫清楚地知道1933年的德国人渴望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意识形态融合了多种价值。既有中国古老的平均主义、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主义情怀，又有人性上幽暗的民粹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诉求。当时所谓的左与右的摇摆，不过是毛泽东对社会意识整合程度的判断，目的是集权最终实现它心目中的“革命式理想国”。然而到了后来，集权与“理想国”对他来说，已经分不清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社会意识整合程度之高，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在政治经济学上，虽然都是坚持私有产权，坚信价格机制与供求关系对市场自我调控所起的关键作用，主张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与贸易，然而，与主张政府有限与适当干预，更加关注社会公正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不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强调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下文如无说明，对新自由主义的论述一律是针对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作为一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蓬勃发展。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新自由主义借助贸易、信息、人员等的自由流动得以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受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政府的政策影响，新自由主义不仅塑造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更成为一种全球主导性意识形态。而苏联解体与柏林墙的倒塌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扩张的结果，更促使后者几乎垄断了全球思想与话语体系。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作为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孕育和倡导各种观念与思想的自由竞争，难免良莠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起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不反对国家对意识形态进行有限干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反对国家对社会意识的引导与建构，主张其自发生成。然而，对于一个缺乏主流价值认同和共同信仰的社会，以及拥有多数成熟、理性的公民群体的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的进入不仅会造成价值紊乱，信仰崩塌，而且会导致原本不够成熟和理性的社会产生严重价值分裂。况且，新自由主义虽然坚持思想自由竞争，但是其根本的价值主张仍然是西方国家贡献与定义的。其它国家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不得不同时吸收那些与自己传统社会观念结构相互冲突的价值。许多学者争辩说四小龙与日本的崛起是新自由主义之功。这个观点没有看到，这五个经济体均是通过实施进口替代等产业政策来实现崛起目标的[4]。而威权政体则帮助了这些国家更有效地整合社会。反而那些失败国家内部之所以如此混乱，新自由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使得全球社会呈现碎片化的态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恐怖集团等非政府机构的权势崛起，民族国家对国家内部的控制能力却被大大削弱。那些国家能力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则常常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发生广泛的社会动荡。必须看到，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浪潮和新一轮民族主义兴起，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评。
然而，新自由主义自进入中国三十余年以来，中国却从未对其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彻底且全面的反思：新自由主义究竟给中国和中共带来了什么？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邓小平仅仅只是在收紧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考虑如何在技术上让中共政权或中共与新自由主义共存的问题。一旦作为支撑中共合法性的经济绩效陷入困境，中共立刻更大程度地引入新自由主义。从中国积极“入世”以及不断加深自身的全球化程度可见一斑。伴随着全球化加深，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政治正确，而对以全球化为载体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则被严重边缘化甚至被人为的抑制。
与全球社会普遍出现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评现象不同，中国主流社会和官方都未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在理念和思想上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新自由主义虽然诞生于西方，但西方国家只有在其社会内部具有较高的价值认同的前提下它才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而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冲击，影响极为深刻。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
回顾历史，清末民初的中国各种思潮涌动。三民主义方兴，便遭到了社会主义的强烈挑战。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两种意识形态竞争的一次表现。两种意识形态本身的冲突已随着孙中山将社会主义价值融入三民主义而有所减缓，此时的新三民主义带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5]。后来所谓的国共之争，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之争，两者的权力争夺才是本质。共产党获胜后，领导人致力于清洗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余孽”。对于一个根基不稳的政党来说，以意识形态为借口祛除国民党在大陆的势力和影响，从而构建自己政权合法性显然更为迫切和重要。然而，民主与共和原本深入人心，一旦推倒，势必引发思想混乱。但毛泽东毕竟非常人，他利用各种运动和手段强行将他个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植入中国人的大脑。毛泽东治下的极权中国让群众自己充当思想审查者，这原本是宗教组织所惯用的手段。弊端就是一旦“教主交接”环节出现问题，该组织常常迅速瓦解。幸运的是，毛泽东死后，他的意识形态帝国得以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尽管这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灭亡。
毛泽东是中共意识形态的缔造者，他的死亡对该意识形态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在他临死前意识形态已出现衰弱的迹象，但这种颓败之势也只能借助对周恩来的吊唁才稍稍展现。可见当时的意识形态并未从根本上被撼动。那是因为当时的领导层十分巧妙地将矛头指向了四人帮而非毛泽东，这并非出于感性的拥护，而是基于十分理性的考量----毛泽东思想已与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融为一体，彻底打倒毛泽东会对中共本身造成致命的打击。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最有可能真正将毛泽东请下神坛的邓小平，还是继任的所有领导人，都没有这么做的主要原因。而对于毛泽东的独裁行为，中共也仅仅用了“个人崇拜”四个字草草结论。相反，中共不时仍会祭起毛泽东的大旗来团结那些拥护毛泽东的群体。毛泽东死后，毛泽东思想或者说毛泽东式意识形态不可避免被工具化。
在对待意识形态的问题上，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务实。这种务实精神使他对市场的态度更为包容。改革开放和“南方谈话”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实际上，经历过革命年代的邓小平内心深处是认同某些社会主义价值的，但他也十分推崇资本主义某些技术性的东西----尽管他并不了解资本主义下的价值体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底线就是，资本主义只能停留在工具层面。
然而，他本人虽然很好的协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需要漫长的调和。况且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冲突甚至战争。观念之争，比利益之争更为深远和持久。尤其对中国来说，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思想和价值混乱。“以阶级斗争为刚”虽然有效地转移了社会其它矛盾，但缺点就是，一旦中共放松对阶级矛盾重要性的“强调”，所有的其它社会矛盾就会迅速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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