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军人，陈再道不能理解文革，更不能理解为何要打倒刘少奇与邓小平。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坚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做事，结果惹恼了江青与林彪，被诬蔑为“策划‘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受到了不白之冤和非人待遇。
陈再道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袭来时，陈再道感到不理解。
1909年1月24日，陈再道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一个贫农家庭。红军时期，陈再道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与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是刘邓麾下著名的“三陈”（陈赓、陈再道、陈锡联）之一。解放战争中，陈再道率中原野战军二纵纵横中原，围歼高魁庄，喋血郑家寨，大战羊家集，屡建战功，被陈毅称为“再战之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再道担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2月，他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
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序幕拉开。起初，陈再道对这场运动不以为然，认为又是文化艺术界的“笔墨官司”。随着运动不断深入，面对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里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他对这场运动的目的仍然不能理解。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旁的暗示，更感到茫然。1966年11月，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随后，同样的标语也在武汉的街头巷尾出现。陈再道很困惑，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且不说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就他们担负的工作任务来说，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如果说他们在工作中有某些失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把他们打倒。况且，实际情况又不尽如此，就更不应该把他们打倒了。心直口快的陈再道曾经将自己的这个看法向周围的一些同志讲过。他们都为陈再道捏一把汗。陈再道未曾料到，他的这个看法后来真的成了被打倒的材料。中央文革的红人王力，曾经对来武汉的北航“红旗”造反派说：“陈再道在1967年，还在保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1967年2月初，武汉和由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设在汉口的《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并在《长江日报》上声明，声称要“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等等。他们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到处冲杀，到处抓人，把武汉三镇搅得乱糟糟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更为严重的是，到了2月21日，他们竟兴师动众，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闹得乌烟瘴气。他们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强烈要求军区对造反派的声明和社论表态。
武汉军区党委在听取广大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集体研究，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了造反派声明中的错误观点，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发生械斗，绝不是支持这个声明。至于某些军内造反派，在这个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经毛泽东审批的“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以稳定武汉地区的形势。4天以后，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陈再道要求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用行动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此后，武汉乃至湖北全省的局势得到了稳定，赢得了广大军民的称赞。但同时也引起了“造反派”及林彪、江青的不满。江青4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曾直言不讳地讲：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军委扩大会议上，由于“泄密”，惹恼了江青，林彪也暗示将陈再道“烧掉”。
1967年3月下旬，中央军委通知陈再道和钟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4月6日，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截然相反的“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全军执行。这使武汉军区一下子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武汉军区的领导给在北京的陈再道打电话说，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被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提出要揪出陈再道这个“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陈再道闻讯后很生气，他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如果这个办法不行，也可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陈再道没想到，自己放的这一炮，竟捅了“马蜂窝”，被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吴、李、邱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陈再道认为应该把武汉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做个汇报，以便把出现的问题处理好。钟汉华表示同意。周恩来也很快同意了陈、钟的意见。
4月19日，陈再道和钟汉华奉命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这次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出席了这次汇报会。陈、钟二人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听完了汇报，在座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最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21日接见。
但到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江青派人送来了一份当天的《文革快报》。该报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江青生气地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显然，江青对19日会议“泄密”极为不满。
当天晚上，钟汉华与在武汉的军区领导通了电话，当即查清了这件事的真实情况，马上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书面报告，说明陈、钟在参加了19日的汇报会后，钟汉华怀着一番好意，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为的是及时指导军区的“支左”工作。但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钟汉华在传达时作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武汉“记者”所反映的情况，是军区负责“支左”工作的一位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时走漏的。陈、钟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去压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当然，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是有一定责任的，他们表示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江青却不依不饶，采取了“断然”措施。4月21日凌晨，大约两点左右，总政一位同志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来到了陈、钟二人下榻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19日的会议记录，并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会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4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了。这时候，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接到了参加庆祝五一活动的通知。惟独陈、钟接到的是离开北京的“逐客令”：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陈、钟回到武汉的时候，武汉已陷入混乱之中。从火车站到武汉军区大院，贴满了一批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火药味更浓了，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什么“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什么“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之所以这么嚣张，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陈再道才知道事情的内幕。原来是林彪、江青等人，通过军内外的各种渠道，特别是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从中不断进行策划、操纵的结果。早在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时候，林彪就多次向吴法宪等人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是林彪所说的“不好的人”呢？吴法宪等人作为林彪的亲信，当然一听便心领神会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吴法宪首先看准了武汉军区空军，先后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让武汉空军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武汉军区跑。江青等人也通过中央文革操纵武汉局势。在这种局势下，武汉地区两派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武斗逐步升级。但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严厉指责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毛泽东对陈再道是信任的，他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按照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电报“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的精神，陈再道与武汉军区领导同志经过研究，立即让各派群众组织选出了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人员名单，很快做好了赴京汇报的准备工作。
7月10日左右，周恩来给陈再道打来电话，说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在电话中，周恩来还指示，毛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要他们做好准备。接完电话，陈再道等人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14日晚9时许，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赫然贴着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看后摇了摇头，对随行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毛泽东来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则住在百花二号。毛泽东等到达武汉，知道的人只有陈再道等少数军区领导，属绝密行动。由于东湖宾馆的服务人员分成两派，这使陈再道对毛泽东的安全十分担心。为了工作方便和在安全方面不出意外，陈再道和钟汉华经过商量，也搬到了东湖宾馆乙所，以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7月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在听取谢富治、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汇报后，最后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出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并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7月15日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同志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为了保陈再道，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听了周恩来的讲话，陈再道深受感动。
7月18日晚，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梅岭一号。一见陈、钟二人，毛泽东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问：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是个直性子，有点想不通。“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解释说。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赶忙表态：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 大会检查。”毛泽东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大约到十点钟左右，陈、钟起身告别，毛泽东很客气地把他们送到走廊上。这时，正巧遇到几位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来了，要他们同陈、钟握手。毛泽东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毛泽东又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成为爆发“七二○事件”的导火索。
7月18日夜周恩来离开武汉之后，谢富治、王力便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发表了煽动性讲话。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还高喊：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7月19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在武汉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而“百万雄师”则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的街头巷尾。后来“百万雄师”的人冲进王力下榻的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事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7月20日，武汉三镇如同开了锅一样，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
7月20日上午，林彪避开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劝说毛泽东离开武汉。在这封信的落款之处，江青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劝我去上海，”毛泽东望着信说：“我哪里也不去。”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深为武汉的事态担忧，再次返回武汉，劝说毛泽东暂时离开。在众人的劝说下毛泽东终于同意：那好吧。我到上海。”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住进了虹桥宾馆。事隔十年后，杨成武回忆随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天夜晚散步时，毛泽东曾对他谈及武汉事件的情景：“毛泽东同志问：你认识陈再道吗？’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他会反对我吗？’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毛泽东这句话，道出了他对陈再道的信任。
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陈再道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英雄”。当天晚上，由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汇报。根据谢富治的汇报，林彪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即“揪军内一小撮”。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看来，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即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支持。
7月23日凌晨3点，中央发电通知陈、钟等人到北京去“开会”。去“开会”的人员共15人，除了陈、钟以外，还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独立师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24日凌晨，陈再道等人抵京，被安排在京西宾馆。当天上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北京文艺界的“造反派”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几百人冲进了京西宾馆。奉周恩来之命保护陈再道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一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他们藏进了电梯，而后把电梯开到两层之间停了下来。后来，有人问陈再道：电梯内滋味如何？”陈再道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像战争年代打地道战。”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百万人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2小时，原本不拟出席大会的林彪突然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决定参加。大会所喊口号，重复最多、语气最激烈的有两句：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委一小撮走资派！”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向北京造反派头目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交了底，要他们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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