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党媒《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发文《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集中倾向》，以近乎直接点名的方式批茅于轼、任志强、孙海英利用微博反党，此举引起了各界舆论的热议，尤其是党媒对“微博反党”一词的创造，不禁令许多人联想到文革前康生发明的“小说反党”。
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尊为基本的意识形态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环境背景下，要想仅凭小说就推翻共产党简直是天方夜谭，更何况在政治挂帅的文艺圈内，小说不仅不能犯党、不愿反党，而且往往争相歌颂党。就连“反党小说”的鼻祖《刘志丹》也不例外----创作这部小说，本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示，试问，中共自己的宣传部，怎会策划一部反对自己的小说？
1954年，中宣部指示，要创作一部歌颂刘志丹的小说，接到写作任务的是刘志丹弟媳李建彤。不得不说，李建彤是个理想的写作人选，她不仅熟悉刘志丹，曾在陕北苏区工作，而且写作谨慎，多次向中央和中宣部领导请求指导，以避免出现中共不愿意见到的政治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贾拓夫，以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均参与审阅，并一致认为没有问题。
随即，小说《刘志丹》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在中共党内素有“整人专家”的康生却揪出了《刘志丹》的政治问题，一口咬定其为“反党小说”，称《刘志丹》的作用是为高岗翻案，并在当年中共第八届十中全会上给毛泽东递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看过纸条后，毛泽东发表讲话：“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就这样，一部中共自己策划的小说，成了反党小说，然而看似矛盾的事情背后并不矛盾。当时，毛泽东正在强调阶级斗争，小说《刘志丹》的及时反党，恰好为此提供了突破口，成为清算老干部的契机。《刘志丹》案在康生的操作下被打造为规模空前的文字狱：习仲勋被撤销一切党内外职务，被下放关押16年；贾拓夫被打为习贾刘反党集团之后，被迫害致死；周扬被捕入狱；李建彤被开除党籍，长期关押并劳改；最后彭德怀也被并入其中，定为“西北反党集团”，大量西北干部因此遭受迫害，被牵连者据称达6万余人。回头看今天，刚刚发明的“微博反党”同样充满了矛盾。且不说在中国的环境中，微博即便想反党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仅说茅于轼、任志强和孙海英三人，也并非好的反党人选。
首先说茅于轼，虽然他发表过许多与中国官方论调相反的言论，比如不赞成造航母、不赞成花太多精力保钓鱼岛，公开批评毛泽东晚年迷信权力、丧失理性，驳斥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错误，但是他并不愿意反对中共执政，甚至公开支持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还特意对FT中文网表达了对习近平政府充满了期待。
再说任志强，对他的反党定性就更矛盾了。众所周知，任志强具有红二代背景，33岁从部队转业后也并未完全脱离体制，而是掌管一家国资背景的房地产企业。任志强本人不仅是共产党员，并且年年被评为“优秀党员”。体制内的红二代“优秀党员”居然反党，这样矛盾的事情如果属实，恐怕要检讨的就是中共自己了。
至于孙海英，不仅和任志强一样是共产党员，有入伍经历，转业后继续留在体制内，并且由于扮演一部歌颂中共抗战的革命片《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男主角，而一炮走红。此后，也一直以“爱国”、“歌颂革命”的公众形象出现。甚至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时，发微薄宣称申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他将户籍转入中国钓鱼岛。
然而，近来大力宣扬“阶级斗争”的党媒《红旗文稿》，正是将这样的三个人划为了“阶级敌人”，专门发文批其“微博反党”，这种举动即便是在中共自己看来也不太明智的。在《红旗文稿》批三人微博反党激起网络一篇指责，被舆论广泛认为是文革大字报再现时，连一向立场偏左的官媒《环球时报》也立即站出来，将中共与《红旗文稿》此文划清界限：“《红旗文稿》在发稿方面有比传统党刊高得多的自由度，它指责谁“反党”，与党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做同样的宣布是不一样的。”并对《红旗文稿》提出意见，称指人“反党”者要有担当，做好准备被贴上“左倾”标签，以及面对横跨体制内外的多种风险。
不论是已经在改革开放之后被平反的“小说反党”，还是今天《红旗文稿》发明的“微博反党”，它们不仅在普通民众看来已经是堪与北朝鲜比肩的愚昧行为，而且在中共自身“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来，也是极其落伍的举动。时代在发展，而党媒与中国的一些官员何时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以免在“小说反党”的悲剧和“微博反党”的落伍之后，不再闹出其他“XX反党”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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