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8日晚，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对这一夜所谈内容，各方众说纷纭。官方说法是“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徐景贤的证词也类似，但丁盛自己和近来的研究者均认为这一内容不符合当时的情形和会谈者的关系。1977年丁盛因这一谈话遭到批判。1982年被命令退出现役，10月开除党籍。
难道丁盛就是因为这么一次谈话获罪？他与“四人帮”到底有没有其他政治上的牵连？直到今天为止，官方从来未有提供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的证据。本来，举证的责任在原告而不在被告，丁盛亦无须自辩。惟为解开读者心中的疑惑，以下引自丁盛口述、金光整理的《丁盛回忆录》的一章“我所看到的江青”，就权当是丁盛在此问题上的自辩好了。本文作者余汝信，原题为《<为丁盛辩>补遗》，以下为“丁盛：我所看到的江青”全文摘录。
文革期间，江青在集会上高喊口号
好，讲另外一个人：江青。七二年的三月份，汪东兴交待我一个任务，当面给我讲的，说江青要来广州疗养。交待我们几条规定，第一，你必须保证她的安全；第二，要让江青吃好，玩好，休息好，身体好，高兴！这是我的任务；第三，江青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管。关于江青到广州来疗养的事情汪东兴就这样给我交待的！当时他为什么交待给我呢？七二年的三月份这个时候，军队，我是广州军队的负责人，刘兴元走了，调到四川成都去了，韦国清走了，到总政治部当主任了，原来韦国清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也走了；刘兴元原来是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走了，这个时候，周总理就把这副担子交给我了！说：“现在，广东省委的书记，你当！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我当时在广州的地位，就是党的权、政权、军权全都要我负这个责任，担子很重！
〔余注：丁盛此处记忆有小误。韦国清自1966年11月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到总政任主任已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9月（仍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至1980年1月）。不过，他因是广西第一把手而常驻南宁不在广州倒是事实。1972年3月23日，中央决定调刘兴元到四川，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不变，孔石泉为第二政委；调赵紫阳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15号）。〕
所以，江青要到广州来疗养，他就要交给我，他不找我找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感觉到这个任务很重，担子很重，所以我就召开军区和省里面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把汪东兴这个话给他们说了。说了之后，广州军区组织一个接待小组，由副司令员吴纯仁牵头，他负责任；安全，派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石勇，“石勇，你负责江青的安全”。还带两个保卫干事。生活就交给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局长、副局长他们两个人，保证把她的生活搞好，生活搞不好唯你是问，她的医疗，她自己有一套医生、护士，她自己带来了。
当时我们讨论，也是喜忧参半，也高兴，因为中央毛主席信任我们广州军区，当时我们把江青看得很重，是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现在把她疗养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很高兴。但是，可又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可不得了！七一年的九月十三号，到七二年的三月份就是半年时间，原来就怀疑我们广州军区有什么问题，如果江青这次来了，她出了什么事，那我们跳到黄河都洗不清！所以一方面我们很担心，必须要搞好。怎么办呢？我们省委，书记怎么办？决定她来之后，我们大家陪同她看电影，我们就这个态度，也没有讲什么欢迎啊，吃饭啊，都没有。就这么定了。
那天，江青就从北京坐飞机到广州的白云机场，下来之后，飞机没有滑行到候机室这个位置，没有滑行，停在那里，我们就迎上去接她了。当时军区就是我了，任思忠政委，就是赵紫阳、王首道、孔石泉、陈郁、林李明，省委几个人！接到之后，他们就回去了，我和汪东兴一起陪她到南湖一号，路上，汪东兴不允许我靠近她，“你隔远一点，你不要跟那么紧”，这个时候，他对我是不信任的。
〔余注：时任思忠为广州军区政委；赵紫阳、孔石泉见上文注；王首道、陈郁为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林李明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
到了之后，住地是他们指定的，原来一号房，也是给她修的嘛，他们指定住一号，安排好了之后我们就吃饭，我和汪东兴两个人吃饭，我就给汪东兴讲：“汪主任，江青同志来了，我应当回去告诉我们军区的领导同志啊”！他想想：“不行”！我说：“这样他们会对我有意见的呀，她来了，我接过来了，我不告诉他们，这样不好”。“不行，要保密”！我就叹了一口气。汪东兴就说：“你看你这个江西老表！”这是江西人的习惯，我叹了口气。这样就算了，吃了饭我就回去了。他们自己安置，因为江青当时生活的一套人马她都有，医生、护士，设施什么都是她自己带来的，这个我们插不上手，不让我们搞。吃了晚饭，我、赵紫阳、王首道、陈郁、孔石泉、林李明、任思忠，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处的书记，我们广州军区的政委，就到一号，陪她看电影。
〔余注：丁盛这里说的也有小误，文革中省委不设书记处，仅称省委书记。〕
我们离她房子比较远处就下车。那时候我们真是，怕车子开近了一号干扰她，打扰她，在那里等着。她是不出来的，不知道干什么，一直等到十二点，叫我们去了，江青出来了，在房子里边，这样我们就到放电影的厅里去，说了说，我们这么多人陪您看电影，没有什么事情，大家看看电影。这场电影一看，就到了二三点钟了，因为我这个人习惯，早睡早起的习惯，到了十二点后，再睡觉我就不行了，就睡不着了。后来第二天我说这样不行，我吃不消，我们要上班，要办事情，晚上我睡不了觉，那我吃得消啊，所以我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做了！我说今后，每天晚上我们去一个人！我们七八个人嘛，一个人一个晚上就可以了嘛。
第二天以后，我就不准备去了，排了，今天你去，明天他去，但后来去没去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问！反正我这儿是不能去了！
江青在一号住的时候，我和她的接触有三次，刚才讲的这是一次，第二次是一部电影试片，《龙江颂》，广东电影制片厂放的。【余注：应为珠江电影制片厂。】叫我去陪，我去了，去看电影，没什么说的，那电影我过去没看过，我看了看，感觉技术很好，我说拍得很好看，因为没有什么说的。这一次她拿来《古诗源》的样书，从北京拿来的，通知我们到五号，就是周总理的那个房间里面，她拿出这本书，就叫我们大家都看一看。是我们全体去的，就是书记，我是书记，其他也都去了。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有一天，她要去佛山石湾的陶瓷厂，她要看陶瓷。头一天，赵紫阳也在，我答应了，我说我去。第二天起来，我不想去了，我说紫阳你去吧，我不想去了，你陪她去吧！
赵紫阳说：“唉，不好啊，你答应了去，你不去怎么好呢”？这样，我从家里直接坐车赶了去，他们怎么去的我不知道，赶到石湾，正好看陶瓷，没什么话说，我这个人也不大善于说这一类话。这是第三次。
有一次，她到七号，毛泽东那个房子，在外面看完花草，我去了，去看看她。那里有个服务员，叫刘金华，她说：“什么刘金华，叫刘华”。这么改的。
江青四月初来的，大概住了个把月，全部事情，工作就由吴纯仁负责。吴纯仁有一次给我讲，江青同志要骑马。我说：“不行，骑马摔下来怎么办？”没有答应。后来我给汪东兴讲了，说她要骑马。汪东兴说：“你找匹老马给她骑嘛”！这样到五月初，突然之间，汪东兴，华国锋来了。干什么呢？“我们来接江青同志”，接就接呗。没说什么，接到哪里去了？不知是去北京是还到上海，就这样。这就是第一次，除此之外没有见她。
第二次，七月份了，杨德中来的，是中办副主任，他是代表总理来的！到了以后，也是我接待，杨德中说江青同志要到这里来疗养，我这里没有说的了，表示欢迎。
〔余注：杨德中时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局改称）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任中办副主任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
总理指定她要住小岛一号。就是广东省委招待所，过去是岛，现在就不是个岛了！都连成一片了。
小岛一号的房子，是毛泽东主席住的房子。除毛泽东以外，周恩来住过，别人没住过。
这次的接待，还是第一次接待的原班人马。还是按照第一次那样的规格，还是由吴纯仁牵头，还是保卫部的石勇部长，还是管理局的局长，副局长他们负责，还有保卫干事，其他的一些人，还是他们具体地管。
这一次是住在小岛，市中区了，和住在南湖就不一样了。次序我就不记得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多。有一次，她要去三元里。三元里有一个温泉，露天游泳池，要去游泳。这个事就那么巧，她从小岛坐车出去，到东山那儿有个铁路，那个铁路就在东山口上，火车来了，当然她就不能走啊，她就在那儿等着，等火车过了之后，她们就到三元里游泳去了。回来就找我了。把我叫去：“你怎么搞的”？我莫名其妙。“有什么问题，怎么了”？
“你没安排好”！
我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
“没安排好，我们过的时候，车站的火车过去”。
哎呀，那个火车我怎么能够安排啊！谁也不能安排，谁也不能限制，我怎么知道火车这个时候过？我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出发，我都不知道啊。全盘都是由吴纯仁他们在那儿管着的。
所以我就在那儿听着，训我，“你在那儿修一个立交桥”！当时我还不懂这个“立交桥”，听也没有听过。我也没吭气，你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就听着！训了我一顿！
东山修立交桥，可不是个小事，那可不容易的。你看深圳这些立交桥，好大的工程啊。我那时候才当省委书记几个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次。那地方现在也没修立交桥，那不可能修，那怎么修？那个地方，人口那么稠密，怎么修？有一次，因为她去三元里游泳，走了很远的路，看见马路两边栽了很多马尾松。就是栽在海边上长得很好、不怕风吹，长得也快的那种马尾松，又把我叫去了。“马尾松是陶铸的德政”，陶铸啊，原广东省委书记，中南局的书记。“没有用，你把他砍掉换掉”。这些工程我办得到吗？多少马尾松啊？谁也办不到啊！怎么能砍啊，听着呗！不吭气，我也不说我马上办，也不说我不办，我不说话，你坐在那儿说你说去吧。这是一次。
训哪，真是个巫婆啊，这个家伙。穷凶极恶，那个态度，阴阳怪气，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浩亮，那个唱戏的，于会泳，还有那个跳芭蕾舞的，叫什么名字？刘庆棠！他们从广西来，因为江青住在那儿嘛，他们也到那儿，住在小岛！搞了个房子给他们住下。
我们过去在广东很朴素的，一般的人来，不摆水果的，他们来了呢，没有摆水果。他们也在那里，江青把我叫去了，她就指着他们几个说：“他们是代表文化部来的，你怎么没给他们摆水果啊”？
像这些家伙，下贱啊，住两天，要水果，你有钱不会买吗？还要人家给你摆！我没吭气，我也没说摆，也没说不摆！反正我不吭气，怎么说你说去呗！训一顿！
他们几个人不知道来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从南宁来的，以后他们到长沙。长沙打电话来，问我们怎么接待的！问邵云舟，邵云舟当时是省委办事组组长，就像现在的省委秘书长这么个职务，什么事都管！后来摆没有摆水果，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问。
〔余注：应为邵云升，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
又一次，因为广州八月份很热，下雨，小岛的路边上种了很多茉莉花，茉莉花长茎，长长的，所长是好意，怕长在路上不好走，怕江青摔跤，所长就把它修剪了，修剪得干干净净。本来是个好事！她又看到了，生气了，把我叫去！“你这个所长是个坏人”，无头无脑，坏人！是陶铸留下来的，我还摸不着头脑，她是不说什么事的，去到那儿你才知道。把我叫去，怎么回事呀？“嗯，你搞破坏，路上的茉莉花，都被他剪了，破坏了！”这个人真是不识好歹，一点理也不讲！我们就没有吭声。“要他作检讨，要处理，”作检讨，处理，怎么处理啊，叫他写了个检讨！内容我也没看，检讨以后就送给她了，她看了以后，不满意，又把我叫去了。“哎，所长的检讨你为什么不签字啊！”问我为什么不签字？行啊，签字就签字吧。在所长的检讨上面又签了我的名字！这就说明我也作了检讨了嘛，不就这么个问题吗！
一点茉莉花有什么事？就是不合理，又值得这样子作法吗？有一次，她想起来了，“我要开会，讲话，你通知广州军政机关师、局级以上的干部，有几百人这么个会”。开什么会我也没有问。会是八月二十三日在友谊剧院召开的！“我要讲主席给我的那一封信”。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讲林彪在六六年开会的时候讲什么政变了，一大堆的东西。反正汪东兴交待我了，她要干什么我不要管，就是不交待我，我也不能管！管她呀，她把我们训得一楞一楞的，我能管她呀？你开就开吧！
她就讲，什么意思，怎么解释，怎么样的，讲滴水洞那封信！“你们知道不知道那封信”？讲的过程里，讲了两个事，一个是“七二○”，武汉，陈再道，钟汉华，当时钟汉华正好到了广州军区当副政委，“我们怎么搞的，错了”，钟汉华当时很感动，很激动！怎么搞错了！这是一件事。讲七二○，武汉的“百万雄师”。
〔余注：钟汉华1972年5月恢复工作，任广州军区副政委。〕
她讲王关戚，王关戚早就关起来了，她都推给大家，又讲到我，“丁盛，有山头主义”，讲我有山头主义，“但是，你没有搞阴谋诡计”，但这句话后来在南京审查我的时候，又成了“江青保你过关”！保我过什么关，我是省委书记，七一年“九一三”到了七二年，我有什么关要她保，她能保我吗？她讲完了话，叫大家唱《国际歌》，准备散会了，她忽然又讲起了“九一三”事件，说那天清晨周总理给各地打电话，她就在总理旁边。周总理听了广州的表态之后，放下电话说了一句：“哎，丁盛好！”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她又补充了一句：“真的，这不是我恭维丁盛同志。”
再一件事情就是维特克，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到了广州。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的，她是把总参测绘局的张清华调来，要画图，要画个什么图。他们先到，后来把我叫去了，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她给张清华讲：现在美国的一个记者来了，她要写东西，她要一个图，要画个什么图。这个张清华，他也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到广州来干什么。他说：“画图，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带人呀”。
〔余注：《红都女皇》是讹传，维特克写的《江青同志》出版于文革后的1977年。张清华，应为张清化（1915～2002），时任总参测绘局局长。粉碎“四人帮”后因为江青提供地图一事受审查，后解脱，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江青就指着我给张清华讲：“你找他，你跟他要人”，我也没有吭声。我跟张清华眼对眼地会意，点了点头！后来在南京搞我的时候说：“你给了美国特务的地图，是毛主席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西柏坡的路线图”。毛主席从延安出发到西柏坡有什么路线图？我在广州从来没有听说过！毛主席经过的路线，画的什么图，我不知道，江青确实给维特克画了毛的行军路线图，问题不在于画没画，而在于这根本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即使有问题，责任全在江青，与他人无干。
维特克要一部历史书，《廿四史》，我也不懂，我也没有看过，不知道陈宏康怎么搞来的，给了她一部历史书！
〔余注：陈宏康，丁盛在广州时的秘书。〕
再一次，看电影，去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们的老婆，孩子，会议室里差不多坐满的人，那天张清华也去了，维特克也去了，这个时候，我见了，江青还介绍，这是维特克，这是我们什么人，我也没跟她搭话，我又不会说外国话。
又一次，我们省委，在那个小岛上开会。开会的过程中休息，我们在院子里散散步走一走，这个时候碰到江青，我们大家就走近去和她说话。
这个时候，记不起是谁了，我不是推卸责任，说：“江青同志，来了这么久，我们从来也没有请您吃过饭，我们想请您吃顿饭”。她想了想说：“可以”。并说这叫“团结饭”，由大家凑钱，每人还要交几两粮票。当时，每个人要出一块钱，拿小米呀，青岛出的酒，我们省委班子和她吃了一顿饭，这个事，后来在南京成了“江青专门请吃饭”。我说：“没有，我没有单独一起她吃过饭，我们大家吃了一顿饭，而且我在南京给你们讲过”，吃了这顿饭，我还说过她的好话，我说：“不错，我们吃饭，她还拿酒，拿东西，我们大家出钱”。这是一次。
再一次是“八运会”。“八运会”瑞典打兵乓球的那个本格森，到广州来比赛打球。原来江青没有说看，后来她要去看，她说：“我要去看，本格森打兵乓球，我要去看”。我们那个保卫部长说：“不行，不能去，早一点您没讲，我们没有布置，出了事情怎么办？”“不行，我要去”。她跟他缠。
〔余注：“八运会”误。1972年8月底，瑞典国家乒乓球队与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在广州进行了友谊赛。本格森，1971年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男单冠军。〕
保卫部长没有办法就打电话叫我，说江青同志要去体育馆去看打乒乓球，让我赶快去，怎么办？他劝，劝不住！我去了！去了之后，她就训我：“我怎么不能去？”我开始不吭声，不能吭声的。说了半天，你为什么不能去？你原来没有给我讲啊，您要去的话，我们要布置警戒，负责您的安全。您出了事怎么办？我承担不起啊！这一点您要体谅我。再有呢？现在太热，体育馆。热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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