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的猛烈的反腐打虎和频繁的地方人事调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权力格局和政治生态为之一变，中共和外间谓之为“新常态”，包括“第五个现代化”，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抛出，以习近平最高领导人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之下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正渐步迈入正常的轨道。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近来，伴随着令计划家族被查的传言与事实的曝光，有关李克强、李源潮，甚至蔡名照的流言亦甚嚣尘上，这其中不乏一些耸人听闻之语，比如李克强因身体和能力原因面临提前“下课”，以及李源潮从令家手中获得5亿美元的日本房产，等等，这些极尽演绎色彩的传言，显示出中共反腐风暴与权力重构之下的暗潮涌动。这些谣言的释放，说明中共党内有人心里惶惶不安，担心反腐最终反到自己或自己子女家人头上，想借谣言制造混乱、转移视线，并伺机在乱中破坏习近平的班子。而海外一些媒体毫不顾忌传媒节操，添油加醋的予以编撰报道，误导舆论，更是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在此轮交锋中，李克强“躺着中枪”
网上网下“杀机”重重
像中共高层发生过的所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一样，反腐斗争同样充满了你死我活色彩。因为，反腐一方希望痛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会将另一方逼到悬崖边上；而“被反的一方”要翻盘，要绝处逢生，通常会想到使用“非常手段”。这场交锋中的“杀机”，双方当然都会感觉到。因此，稍早前有地方官媒透露习近平曾在内部讲话中表示，他发动和领导的反腐运动目前处于“胶着状态”，他十分坚决地讲到“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随后发表文章，称“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联手反扑”。
可以说，第五代的反腐斗争一直与各种势力激烈的较量相伴，而这种较量可以说无处不在，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舆论战场的交锋.在这一战场，“被反的一方”目前来看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国内造舆，唱衰反腐。主要释放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再反下去会不会反散人心”，另一种是“还能不能反得下去”。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腐败和反腐败的对垒已经到了扳腕拉锯的关键时候、不进则退的节骨眼上。“反散人心”、“到此为止”的论调，正是一些腐败分子心虚惶恐的表现，这些势力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民众和中共高层传达出一种“反腐过度”、“反腐造成不稳”、“会亡党亡国”的信号，倒逼中共中央停止“打虎”，收手作罢，进而实现让自己脱身的目标。
第二种方式这是通过海外放风，转移视线。近期，各种涉及中共高层的传言高频率的被一些底线甚低的海外媒体不断爆出就是最明显的表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以及被认为是习近平比较信赖的中宣部副部长蔡明照都躺着中枪。李克强被传因身体有恙和能力不足将提早卸任总理退居人大，并一再强调所谓的李克强的“被边缘化”。李源潮则被牵扯进令家的腐败案中，被指通过儿子收受令家5亿美元的东京房产。至于蔡名照，则被指与令家密切合作，侵吞大笔外宣经费，称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在新华社时，和蔡明照结成死党，称兄道弟，在令完成的运作和令计划帮助下蔡名照一路升迁。
然而，作为国务院总理，中南海的“二号”，李克强的低调和务实众所周知。习近平通过一些列动作已改变了中共权力结构，李克强在中共权力体系中更多的是扮演具体实施者的角色，因此也容易被外间误会为“弱化”，而这恰恰说明习李配合的顺畅。习近平负责宏观层面的大政方针，李克强在具体事务上精雕细琢，从两人两年来的配合来看，他们之间产生了良性互动和优势互补。而至于说李克强不懂经济，掌管经济的能力不足，这更是无稽之谈，且不论李克强还是经济专业科班出身，要知道李克强以常务副总理身份辅佐了被公认为不懂经济的前总理温家宝5年，而李克强之前的中国总理有几个被公认为懂经济的，懂经济的标准又是什么？更何况，当下中国政坛又有谁表现出了能够超越李克强，担任总理的能力和经验呢？观察人士指出，抛出李克强“下课”的论调，如果不是对中国政治无知的使然，那么，其背后必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达到一石多鸟目的，即既打击李克强，又中伤习近平，还能制造中共内部分裂的假象，这些都显示出反腐斗争的残酷性。而选择在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透料，让中共党内三百余决策者围观，不可不谓狠辣。
而至于李源潮的传言则更是破绽多多。在熟悉东京楼市的观察家眼中，以5亿美元在东京买一套房产是“难以想象的”，而媒体曝光的所谓的房产实际价值与之曝光的价值更是相距甚远。此外，亦不可能有人以5亿美元的天价购房而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瞒天过海，然后又在恰当的机会曝出。更何况，爆料内容细节之详尽令人惊叹，不但有人名、地址，活动精确到日期，而且还有参与者的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银行帐号和扫瞄的交易合同，这显然非一般的媒体或者个人能够得到的。同为红二代的李源潮，在习近平没有上位之前就表现出来对习认同，而此番将目标对准他，背后的转移视线、挑拨离间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而蔡名照则是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主管外宣工作，被认为是习近平信任的人。选中上诉三人作为重点攻击对象，将一系列破绽多多、靠臆测支撑的传言不间断放出，要说背后没有目的，估计也不会有人相信。这些政治谣言的释放，恰恰说明中共党内有人心里惶惶不安，担心反腐最终反到自己或自己子女家人头上，想借谣言制造混乱转移视线，并伺机在乱中破坏习近平班子。而海外一些媒体以新闻自由之名，行哗众取宠之实，捕风捉影，毫不顾忌传媒节操，推波助澜误导舆论，添油加醋助纣为虐。
三人成虎，不容小觑
向媒体放风造势，是政治力量角逐的一种表现。西方的党派斗争中也有这样的习惯，不过西方政客多选择本派系所操控的媒体，给媒体喂料放风去攻击竞争对手。而在中共，所有的媒体都掌控在“党”的手中，因此一些势力就不得不借助海外媒体来达到目的。放风，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早已成为官方与非官方共同使用的传播信息的手法。但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传播者，都可能会造成伤害，当然也可能是直指真相。譬如芮成钢的被查，今年6月初，最高检通报央视财经频道原总监郭振玺涉嫌受贿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时，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芮成钢很快便传出也在接受调查。6月3日当晚，芮成钢亦发表微博，疑似回应传闻：“古代两位禅师的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骗我、贱我，如何处之？拾得笑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现如今，等待他的，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的“放风”。这是有些放风被后续的事件坐实的典型。
而即便没有被坐实或者出于其他原因不能被证伪，人们也就会不由的揣测“难道不是真的？”放风者的扰乱视听的目的也就达到。现实中更多的时候是第二种情形。2012年薄熙来事件之时，谣言之祸，已为公众所知。2012年3月19日深夜和20日凌晨，中国大陆网络上有关薄熙来的谣言再度纷纷四起。诸如左派分子司马南被当局带走协助调查，钓鱼台国宾馆外媒云集，首都机场被封锁以及半夜时分北京忽闻枪声等。这些谣言都指向一个可能性，因为薄熙来事件，中共政治出现震荡，甚至有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但是结果怎样，司马南今天还在舆论场活跃，当时只是当局对乌有之乡等薄熙来拥护者的主要言论阵地，以及司马南等曾为重庆模式大唱赞歌的左派分子进行过调查或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极有可能是有限度的，只是想让他们不要在这个政治敏感时间节点上再有什么惊人之语爆出，当感觉风头过去后便进行了“松绑”。另一条被认为是证明北京发生重大事件的例子是“钓鱼台外媒云集”。根据查证，竟是张冠李戴。在20日，各大媒体均发布了一条《朝鲜副外相：发射卫星是自主权利 望美勿停粮食援助》的新闻，称“北京时间当晚9点，朝鲜外务省副相、六方会谈朝方代表团团长李勇浩结束与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的会面和晚餐，车队开出钓鱼台国宾馆后，李勇浩走下车，对守候在外的媒体发表言论”。可见当日外媒云集乃是在等待李勇浩与武大伟，并不是在捕捉什么有关中共高层的政治大事件。至于“首都机场封锁“、“长安街特警、军车、警车云集”一类的事件，知情者都了解，在北京这座中国政治中心里，此乃常态，屡见不鲜，并非新闻。而后来所谓的“京城枪响”的流闻，直到今天，所有人也都无法说出这个传闻究竟是怎样传播开来的，不仅没有目击者或亲历者透露是在何时、何地听闻枪响，甚至连枪响几声的细节也毫无头绪。仅以区区四字流言，便欺骗了中国百万网民。
而在2014年中共北戴河高层会议召开之际，政治放风与网络传言也达到另一个高潮，网络传言与徐才厚同一等量级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化妆成老妇人，乘坐飞机在上海被捕；而原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被拘于内蒙（一传在天津），等等，不一而足。以郭伯雄为例，姑且不郭伯雄是否被查，光扮成老妇人出逃之离奇，就足以让人发出嗤鼻之声。现在都被证实为无稽之谈，其背后除了无操守的媒体哗众取宠外，一些人的透料放风是背后的决定因素。西汉刘向所撰《战国策•魏策二》记载：庞葱（魏国大臣）与太子质（做人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粱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不再重用他了）。后来这个故事被浓缩成“三人成虎”，用来比喻谣言再三重复，亦能使人信以为真。这显然是放风者的最终目的。谣言不仅“惑众”，而且更能“祸国”，显然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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