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弗格森案裁决出台后，加纳案裁决出台前的十多天里，美国曾出现一种努力，试图淡化近期几起事件中的族裔隔阂色彩，一些媒体在克利夫兰枪击案发生后强调“不知道警察是什么肤色”，各地示威发生后，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这仅仅是“美国公民和美国警察间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族裔或肤色问题；12月1日美国许多媒体刊发的、白人警察拥抱黑人示威者的新闻照片，也有意无意在传递类似的信号。
美国的弗格森骚乱
好在作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本人倒是坦率得多。11月24日即弗格森案裁决出炉当天，他就坦言，这类事件的频发，根源在于警察和有色人种社区间的严重不信任，且这“并非弗格森一地、而是全美国的一个问题”，并将之归咎于“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遗产”。
然而不回避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当弗格森案爆发时，许多美国政要、名人曾以不同方式发表“热情”得多的言论，而奥巴马本人则相对克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当时正逢中期选战期间，各方都需要顾及选情。此次接连发生的几起风波、裁决，却着落在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街头示威、声援者虽多，政要、名人的身影和名字却少了一大半，这显然和事件“死不逢时”有关。至于奥巴马，在民主党选举惨败后，最后两年任期已成为“跛脚”总统，说话反倒少了许多顾忌。不仅如此，考虑到“盖棺论定”问题，他在这段时间里屡屡拿第一次参选总统时就郑重许诺，却在长达六年的一个半任期里裹足不前的敏感族裔问题发难，甚至不惜抢在新一届国会开幕前，用行政命令手段绕开国会表决，强推令拉美裔非法移民获益的移民改革条例，不惜冒政府再度“停摆”的风险，与之相比，不过“说几句话”的“黑白问题”，又算得什么？
正如一些平权组织所指出的，美国黑人收入普遍低于白人，失业率两倍于平均水平。德国之声报道称，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幻觉”，1974年美国黑人贫困率为30%，而40年后的今天仍高达28%。2013年的皮尤调查发现，70%的黑人感觉到受白人警察歧视，而同期盖洛普民调显示，25%的18-34岁美国黑人称过去1个月里曾遭警察不公平对待。在弗格森，85%被警察叫停检查的摩托车骑士是黑人，当地黑人被捕率也是白人的两倍。有这种“不平等”感觉的不仅是黑人，事实上白人也对黑人的“入侵”、对黑人所受到的“特别关照”感到不公。弗格森事件中，白人一方更多强调黑人的“打砸抢烧”，甚至组织“自卫队”义务替人看家护院，弗格森周边的靶场人满为患，枪支销量倍增，由于警察威尔逊被解职并丧失许多福利，一些“基金会”为他募集了据《每日邮报》称多达上百万美元的捐款。
一些社会分析家指出，由于生活状况窘迫，许多黑人社区治安状况恶化，黑白社区间更是“高危地段”，不少黑人收入低下，受教育程度不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前述受害的布朗、加纳都确实有“前科”，而布里斯本在事发时恰和某个贩毒嫌疑人坐在同一辆车里，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容易让本就因街头危险系数高而整日出于“高压”状态的警察，本能地将街头所遇到的黑人视作“高危人群”，从而草木皆兵地不惜作出过激反应和严厉对待。而黑人则因为警方的“蛮不讲理”，觉得“有理也讲不清”，从而宁愿选择抗拒、逃脱，而非与警方合作，这种态度和行为，自然更给予警察“你们的假设是对的”强烈暗示，令其采取更激烈、更断然的应对“处突”手段。
令人忧虑的是，这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前述四起案件中至少3起，受害人在当时并无不法行为，身上也并未携带违禁品----加纳并没偷税，布里斯本身上的“毒品”、“手枪”，其实不过是装着处方药的塑料药盒，而莱斯手里端着的，更是把毫无杀伤力可言的玩具枪，布朗“手无寸铁”，但他们中至少三人选择了抗拒、挣扎或逃跑（12岁的莱斯尚未成年，可不多议），这显然应归结为他们潜意识里根本不信任警方会秉公办理、还他们以清白，而宁愿选择“一走了之”；四起案件中的警察大多不是“菜鸟”，有的甚至是警龄10年以上的“老枪”，但他们在面对黑人嫌疑者的突发事件时，依然本能地将任何安全疑点放大到“致命性威胁”的角度，并选择了导致悲剧性后果的选项。
比公开的隔阂更让人担心的，是两起争议性裁决（尤其引发更多不满的加纳案裁决）会否导致许多人丧失对“规则”的信任。
应该指出，在少数最激烈时刻之外，大部分受害者家属及其同情者，表现出了对“规则”的遵守和信任。
弗格森案发生后，其母亲虽然悲痛欲绝，但仍多次表示“应该镇静”、“相信司法”，其叔叔更在葬礼上高呼“不要哭，都去投票，选票和法律才是我们的武器”；加纳案发后家属和同情者的克制，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相信规则”的倾向，摄下关键视频的“泰莎.艾伦”表示“相信法律会给死者公道”，几位住在事发地附近的青年学生则表示，自己将来要去当警察、当法官，身体力行地消弭族裔间的隔阂。弗格森案的裁决引发了许多不满，一些有色人种和平权人士一度喊出“无正义即无和平” （No Justice, No Peace）等激烈口号，但情绪稍稍平静后，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了回归“规则”，口号从较刺激的“无正义即无和平”变成较温和的“别开枪我举手了” （Up. Don''t Shoot），又在“黑色星期五”前后变成更无火药味的“无正义即无利润”（ No Justice, No Profits，呼吁黑人抵制“黑色星期五”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力量），一些示威同情者坦言，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表达不满诉求的方式大抵有三种：投票、抗议示威，“以及选择在怎样的美国公司花或不花自己的钱买东西”，这显然是行政当局和大多数人所希望看见的、“不坏”（虽然也不能说很好）的发展方向。
然而加纳裁决的出台，让许多原本开始平静、开始重新寻找“规则内”方案的抗争者再度激动起来，曾坚信证据确凿、法律一定会主持公道的视频拍摄者“泰莎.艾伦”在12月5日公开表示，裁决“简直等于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曾信心十足要当警察“消除种族隔阂从自己做起”的青年学生则开始悲观表示“一切都不会变化，什么也不会发生”。
一些重量级国际人士，如联合国当代奴隶问题特别报告员穆图玛.鲁泰雷，和联合国少数族裔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里塔.伊扎克等都对两起已裁决案件表示“合理关切”，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如果裁决给人一种印象，即只要过度使用武力所针对的是诸如非洲裔美国人这样的特殊群体，就可能“有罪不罚”，而又确实存在大量的、表明非洲裔美国人受到这种因种族、肤色而被定性、并遭受不成比例、往往是致命性警察武力对待指控，问题就必须得到“郑重对待”。
然而从两次弗格森事件后的政治反响不难看出，如果说这类问题有时的确会得到“郑重对待”，那多半是出于选举等政治需要，而非真的意在解决种族隔阂问题，如不时被炒冷饭、更多时候却被“冰冻”的移民改革问题一般。
迄今为止各方都仍坚持呼吁“依法行动”、“不让愤怒助长更多暴力”，然而令人担心的是，隔膜依然存在且可能持续加深，而且，这种隔膜是双向性成长的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多数族裔与少数族裔，富人与穷人，特定社区、族群与“规则”。
或许人们应该对发生不久、尚未裁决或尚未进入司法流程的两起案件投入更多关注，毕竟，一切正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所言：“以往不谏，来者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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