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怎样的国家条件、历史文化或制度模式中，其领袖人物都会对整个国家和乃至每一个人产生直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就在于习近平会将其引向何处，如何为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在习近平成长为领袖的40多年中，最重要的一站或许应当要属在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5年。
阿里巴巴所代表的网络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新亮点
浙江是一个对外开放经济大省，这是习近平首次完全主政一个省级地区。主政此地时，习近平的执政思路和政治观点基本定型，探索到一些解决中国前沿问题的新方法；并且找到了一些具有相似理念的官员，建立一个以供日后差遣的人事团队。而浙江省又为习近平提供了展示和试验的平台，影响和塑造了习近平。其政绩获得包括已退休的江泽民在内中共高层的赏识。在离开浙江时，习近平在上海短暂停留即进入中央成为政治局常委，可见浙江的履历对于习近平的最终“入选”具有近乎决定性影响，可谓习近平的“龙腾之地”。另一方面，选择习近平，同时也意味着对浙江模式的选择。那么，浙江模式或许就将在重庆、广东等各地模式的竞逐中“胜出”，借习近平之力被因地制宜地推向整个中国。
浙江经历助习登顶
在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他曾经主政的浙江就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里的关键词。比如，习近平当时亲笔撰写的《之江新语》系列文章被翻出重读，许多位有浙江官场经历的官员被上调外放，更有消息称习近平计划在未来几年提拔近200名浙江进步官员至高层。即使在习近平执政两年后，浙江省仍然热度未减。比如，浙江省委原副秘书长舒国增近日调任中财办副主任，跻身副部级；浙江省成为中共最高规格外事工作会议里唯一有官员发言的地方省市；中国将浙江乌镇定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显然，浙江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份量将会显著增强。很多人将之归因于其曾经的一把手习近平在上位后的关照，而其根本原因其实在于，浙江省对习近平的特殊意义。在习近平上位前的30多年官场生涯中，他在浙江的5年时间位居中后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从基层官场迈进中央的“跳板”。因为在离开浙江后，习近平就被调入“政坛高地”上海，镇抚因陈良宇案暴发而稍显失稳的局势，七个月后即被调入中央担任政治局常委，被当作未来接班人来储备和培养。因此可以说，习近平在浙江的历练和实践获得了中央层面的认可、赏识和选择。
习近平在2002年从福建省省长转任浙江省代省长，他曾用“没想到，一点都没想到”来形容这一异地任职。知情者透露，习近平曾以为组织上可能把他调到陕西或西部某省工作，因为他与陕西的渊源要深得多。但中央层面的考虑或许是因为浙闽相邻有许多类似之处，而且习近平在福建提出的一些理念与“浙江经验”相融通。习近平早就向外界展示出自己“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的形象，在福建时就对政府的定位和角色问题有了一些见解，提出要建设有限政府，并将建立服务型政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不过，当时的习近平还不满50岁，尚且缺乏主政一方的资历。按照中共党内传统，省部级以下官员不得表达与组织纲领路线不一致的独立观点。成为浙江省一把手，才使习近平拥有了放手大干、问鼎中央的平台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从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一路成长为地方大员、乃至最终登临“大位”，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父习仲勋的影响，但也不可将其看得过重。因为习仲勋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就先后因胡耀邦下台和“六四事件”两件事被边缘化，而中共中央层面对于一党一国领袖人物的挑选，也不会仅仅是基于其个人身份或感情照顾，最根本的还是看他是否具有作为领袖的个人能力和潜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浙江政坛培养出了习近平，习近平也通过浙江政坛显露峥嵘。
治国先治浙 习近平大展拳脚
中共是一个极为重视党内团结统一和政治纪律的政党，要求地方和部委严格执行中央意旨，不过仍然不可否认，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着特定的执政理念，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地理社会条件和发展模式。这种差异在胡锦涛十年中被较大程度地展现出来，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放任地方基层摸石头过河30余年后出现的必然性结果。比如在过去几年里，就出现了“诸侯争鸣”的局面，最为人熟知的当属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另外还有汪洋的广东模式，以及山西等资源大省的模式。当然，称其为“模式”并不够准确，包括中共官方也不承认存在“重庆模式”，但是在“政令难出中南海”的政治环境下，这些地区确实都拥有较大的政策权限，其具体措施、理念乃至意识形态都差异很大，甚至还出现了薄熙来与汪洋就“分蛋糕”还是“做蛋糕”产生论战。将各地的探索称为各种模式也并不为过。除了上述这些模式之外，很少显山露水的浙江也贡献出了一种模式，即“浙江模式”。每一个领导人都倾向于延续自己驾轻就熟的思维和手法，因此，选择哪地的地方诸侯作未来领袖，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这种发展路径和模式的选择。而选择了习近平，就标志着对浙江模式的认可和选择。在习近平进入浙江之前，政坛已有“浙江经验”的说法。有学者称，所谓“浙江经验”，概括越来就是依靠民间力量和民间资本，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和民办市场的发展。
浙江省是一个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省份。该省地理优势、人口资源、经济总量、发展层级等都难数一二，但毫无争议均位列第一梯队。而且，该省的政经和社会的健康程度和可持续性更是引人注目。比如，浙江民营经济所占比重位居省市之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连续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8年列中国各省区第一位，外贸顺差为中国第一，另外，浙江也是中国拥有境外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这些资料已经能够折射出浙江在中国政局中的特殊地位，也预示着浙江模式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所在。
在中国整体进入转型期之前，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浙江与上海、广东等地同时受到冲击，浙江发展势头急剧滑落，多项指标被迅速赶超。这种态势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浙江缺乏资源能源，人口数量不占优势，体制层面改革跟不上，法治基础不健全，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习近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了浙江省一把手，他的施政也主要针对这些方面。
作为改革开放探索者和地方一把手，习近平拥有了较大的自由权限和发挥空间。可以想象，当时的习近平应有终于大展手脚、大干一场的冲动和干劲。习近平主政浙江时说过一句话，“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跑遍所有辖区的做法，既反映了主政者高度责任意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情怀，也是一种注重实践的需要，为接下来的施政方略的科学形成和大规模铺展做准备。
习近平在入主浙江两年多时间里，就做出了很多重大决策，提出诸多具有先见性的设想，以及融合了中共政治传统和契合时政的新理念。习近平上任之初就提出“发挥八大优势，实施八大举措”的“八八战略”，这成为其发展浙江的一整套架构；习近平提出了法治浙江、绿色浙江、平安浙江、数字浙江、文化浙江等一系列目标，约5年后，主政重庆的薄熙来才提出类似的“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习近平力主推动建立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又称“八巨头会议”），促进区域一体化；以“民富省强”为原则力促民营企业的成长。最终，浙江走出“生产缺电、建设缺钱、招商缺地”的困局，率先完成经济转型升级，阿里巴巴等一批互联网企业脱颖而出。除了经济领域的表现，习近平在政治领域也须有可圈可点之处。主政浙江成为一方诸侯之后，习近平具有了阐述自己个人政治思路的有限权力和空间。他曾在浙江地方报纸开辟个人专栏《之江新语》，平均每周一篇，共计232篇，谈论执政理念、工作态度、原则和方法。这些论点都在中共传统理论体系之内，又体现了习近平个人思考和见解。更重要的是，习近平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价值观的整体完善，在思想理论层面为进一步治国理政夯实基础。
获高层认可 习近平浙江模式或变新“中国模式”
其实，习近平与浙江的搭配有相得益彰的效果。一方面，习近平的施政使浙江度过困局，转型成功；另一方面，浙江一方水土也展现塑造了习近平。浙江市场化水平更高，政商关系相对简单，对务实合作理念的重视超过对行政权力的迷恋。这种独特的政情社情，或许正是习近平所青睐的较为理想的状态，并希望将其扩展至全中国。
习近平并不掩饰其对浙江省的特殊感情。习近平曾在2006年2月5日于《浙江日报》头版发表6,400多字的署名文章《与日俱进的浙江精神》，以饱满的热情和殷实的字句谈论浙江的历史文化、人民群众、经济态势、发展成就，细致描绘了未来发展美好规划。习近平对浙江的厚爱和期待溢于言表。现在来看，这篇文章所展示的设想，其实准确地展现了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和思路，而且正是当下习近平正在全中国版图上所做的事情。
同样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习近平还在浙江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形成一套自己的用人思路。因为当习成为地方一把手之后，使掌握了对辖区人事安排的权力，在实践自己的设想理念时，他需要对具体执行人员的选择、监督和调整负责。其中的一些得力干将成为他执政后的人事储备，毕竟在主政全国之后就亟须拓展新政，用人是关键，且不容出现闪失，没有试错的机会。于是也就出现了钟绍军、黄坤明、蔡奇、舒国增等人被上调外放，执行和监督其改革推进。
有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在浙江的治理得到中央层面的广泛支持，不仅包括胡锦涛等时任高层，已退休的江泽民也赞赏有加。据公开报道，2003年10月19日，即习近平担任一把手刚满一年，江泽民南下浙江视察，习近平亲自陪同。陈良宇事件发生后，习近平能够赴上海稳定局势，乃至最终进入中央成为接班人选，虽然根源于习近平个人能力和条件，也与胡锦涛、江泽民所代表的在任和已退休领导人的认可支持分不开。而他们的支持正是基于对习近平在浙江独立执政创造的成绩和蓝图，也就是浙江模式的认可。
习近平曾说过：“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很多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比全国先期遇到，比如促进社会公正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当下中国各地所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不过，习近平在浙江已经遭遇过，他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法，并且取得了实效。现在，成为中国领袖的习近平的任务就是应用其浙江经验，将浙江模式因地制宜地推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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