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公的几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保持着一副邓家体态，却有几分雅气，说话时细声细语，明显带着女人的几分内秀。在邓家几个子女中，邓林和邓质方都属于言语较少的孩子。
不善言辞，她用画笔说话。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美展，获得了社会和界内很高的评价。
邓林属于特立独行性格。在邓家孩子中，受卓琳的影响，多数喜欢物理学，还有喜欢中文和医学，文史哲学都比较擅长。但邓林喜欢绘画，她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在邓家的孩子中，邓林幼时最苦。她出生在战争年代。那是1941年，是华北抗日斗争最严酷的一年，那年9月，邓林出生。
卓琳生邓林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7天，忍痛将她的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百姓家中去哺养。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邓林长大成人，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相聚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邓林儿时的心愿了却了，她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在这里，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和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下放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承载更多的则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后来的岁月也是随着父亲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回到了北京。有了同父母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拿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又遇到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母亲。
在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她终于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今年64岁，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想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光荣的人物，那就是父亲邓小平!
次女邓楠：给父亲当管家
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
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科技发展。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见这个女儿天资很好，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如愿以偿。
在邓小平的几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在“文革”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的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的学校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面。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一种正确性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的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是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教授了在危急时刻如何处置的办法。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邓小平二度落难，邓楠受牵连也受到批判。但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必须咬紧牙关。突然有一天，邓公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她们联系。这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身份。她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应急之用。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中南海里住不了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老的奶奶和兄弟姐妹们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煤厂买煤，到市场排队买豆腐买骨头烧汤，到过年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木耳和大料……
此时的邓楠，显示出了小时候当孩子头的本领，让大家轮流“值班”，她总是能用“到时候一定给爸爸妈妈讲”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想父母的日子，大家见不着，全家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她说父母工资不够数。她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才行。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到字条回到家中，全家知道父母还活着，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后来，邓小平下放，兄弟姐妹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职责，收集兄弟姐妹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她就催其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苦难的岁月，练就了她的意志，也练就了她的能力，她成了父亲放心的依靠。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同时，她在和父亲临别时，以女儿的细心，往父亲口袋里放了一副扑克牌，这副扑克牌伴随着父亲战胜寂寞岁月。
邓楠工作后同样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她给自己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她总是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办法多，当一般办事员时，她是领导最省心的干部;当领导后，她分管的领域又是上级最省心的部门。邓楠在邓小平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个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科学的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么女邓榕：给父亲作传
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叫萧榕或毛毛，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公的么女儿!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和《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小平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有句话：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小女儿是父亲最贴身的棉袄。此话在邓家得到印证：邓公晚年外出，她总是在其身边。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许多传说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不过，学医与学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医学和文学都是以人为对象，说学文也差不离。
外界传说稍有区别的是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公有个女儿在国外，“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留学了3年，补了哥哥姐姐们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都说毛毛是一个有远见的女儿，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后来工作之后，她到了外交部，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秘。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当过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用她的话说：我的官好当，都是副的。尽管她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
毛毛所说的“两位主席”是邓小平任过军委主席、哥哥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群工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
尽管“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而且她感激这段艰苦岁月，使她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并结识了现在的老公贺平，一个英俊、宽广、勤奋的男人。说起贺平，毛毛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个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他们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邓小平亲自“考婿”，他俩结为连理。再后来，这个老公成为邓家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她与贺平是夫妻，也是战友、是同志，现在还在恋爱的情结里……
毛毛大半生对父亲敬佩不已。上帝似乎让她很幸运，她选择父亲时，选择了一个伟人，选择丈夫时，选择了一个好人。这两个人她都十分敬重。
于是，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进入不惑之年，她决定写书。写关于一个男人的书，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父亲。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她花了很长时间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然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其中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的家事与前妻。她冒着寒暑写了出来，并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邓朴方文革悲惨遭遇
对一般孩子而言，教育无非是多加一点知识或少加一点知识，可是对残疾的孩子来说，教育成了他们适应生活，从不能生活到能自理生活，从不能活到能活的条件。----邓朴方
“一个社会，除了追逐利益之外，总还得有点儿精神的东西，如果没有人道主义，许多事都会扭曲，许多看上去合理的事，却往往产生不合理的结果。这就是这几年来，我们在扎扎实实为中国残疾人做事的同时，也努力建立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原因。“从残疾人事业的观点去看，我们得提倡社会的集体主义。我们的社会必需共同富裕，有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的残疾人才有出路。现在中国穷，残疾人就成了中国社会最穷的人群。目前在中国社会这种低水平的生活情况之下，中国的残疾人可以说苦不堪言。”
倾听“正襟危坐”、椅边挂着随身导尿器，身患脊椎横断性半身不遂(西医称为截瘫)的邓朴方一本正经、兴致勃勃地大谈“人道主义”，总觉得有点难以想象。
他是邓小平的长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因为具备这种出身，曾遭红卫兵不人道的残害，导致半身不遂。是什么因素使他忘掉过去，转而在中国大陆致力于人道主义工作?传统中国社会内鳏寡孤独、残疾失常的人群向来就遭受到忽略，而目前在中国大陆这么一个连正常人都难受到妥善照料的贫穷社会果，要促使社会、政府对残疾人妥善照顾，如果不是邓朴方办得到吗?中国大陆目前的残疾人福利事业如果只是因为邓朴方亲手“抓”才能起作用，那么，如果有那么一天，邓朴方不能再挑负这个重任，整个中国大陆的残疾人是否又会恢复任由命运折磨、任由社会遗忘的状况。
面对邓朴方，想象着他在“文革”后期与家人团聚后，父亲邓小平每夜亲自为他翻身、擦澡的情形，再加上脑子里所呈现的在他主持“康华公司”期间，外界对他的种种非议与传说，对于说话中气十足、信心十足、精力十足的他，对于他过去戏剧性的遭遇和目前轰轰烈烈的工作，也就更想深入探讨。
邓朴方不太愿意谈他那段梦魇般的往事，和大多数遭遇过不幸的人一样，他只想轻描淡写地以一声“既然过去了，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去挥掉这段改变他后半生的往事。不过，不管对他自己，对他的家人，还是对外间的世界，邓朴方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是没法用手轻挥就能抹得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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