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钱老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在今年的12月20日，钱老在北京三联书店上向学术界告别，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回响，但编辑认为，钱老对现实的巨大关怀，他的写作与研究对当下的深度介入，使得告别只会是“告而不别"。
钱理群
这在当今的中国，“呼唤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话题。我说过：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没有理想主义精神，就不要从事教育，但我们又是在现实的种种矛盾、困惑中从事教育的。因此，在当代中国，培育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都是很难的，但我们仍要去努力，在绝望中挣扎。
我想用自己在退休后的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我曾把自己退休后的五年生涯，概括为一句话：“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上完最后一节课。我曾说过，自己是北大校园里的一只“乌鸦”，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理想主义的、具有批判性的(即所谓“不大讲规矩”)的知识分子、教授，在北京大学，以至整个日益体制化与功利化的中国大学校园里，已经难以生存了。我也真该走了。
但我仍然要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我到哪里去呢?
到中学去----这其实是我内心的渴望：回到自己少年时期的“精神家园”，是一次心灵的“归根”。
我到中学去讲鲁迅，还怀有教育实验的目的：一是进行“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试验，以恢复五四开创的“大学与中学相互交流”，“大学里的人文知识分子参与基础教育建设”的传统;二是做“在中学开设《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的试验，以实现我的“让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经典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理想，在我看来，这是一项民族精神的基本建设。
但课上得很艰难，而且遇到了我未曾料到的问题。首先，开课本身就受到很大限制：不敢在高三上，怕影响高考;上课时间也只能在上完正课的四点钟以后，学生因为有各种活动经常不能来不说，实际上是占据了学生的休息时间，我自己就有一种负罪感。最想不到的是学生的反应。开始听课的学生很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始终坚持下来的，大约在20名至30名之间，而且都很认真，也确有收获。老师们和鲁迅研究界的朋友都认为这就很不错了。问题是：为什么还有许多学生坚持不下来?后来一位学生对我说了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来听你的课----这位学生一语道破了当下中国中学教育的实情：“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教育者(校长、老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了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大的网笼罩着中学校园，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切不能为应试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越是城市里的重点中学，越是如此。我的教育理想再一次落空了。
这是我的另一个目标：离开中心，到边缘地带、边远地区去。那里更需要我，那里可能存在某种缝隙。于是，我到了贵州，我曾在那里度过我的青春岁月。这是一次“寻根之旅”。
我依然带着一个实验课题。在全球化的时代，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有一种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就隐含着个人以至民族失根的危机。我因此提出，要在青少年中进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教育。我决定从编写地方文化教材入手，和贵州的朋友一起编写了《贵州读本》，并带着它到贵州大专院校作巡回演讲。
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我特意到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去，和他们谈传承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问题。但大学生告诉我，他们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民族语言的传承，而是如何熟练地掌握汉语和外语。因此，他们向我这位北京来的教授提的问题是：如何学好英语?我遭遇了教育的尴尬：这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错位。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我在北京，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自然强烈地感觉到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失落的危机，因此，强调本土文化的保卫和传承问题;而尚处在前现代社会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更关注的，却是他们及其家庭的温饱问题----如何尽快脱贫致富，文化(包括语言)的传承他们暂时还无法顾及。面对这样的错位，当然不是要放弃我们的教育理想，而是必须正视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探讨“发展经济与文化传承”、“继承与创新”、“保护和开发”、“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调整、丰富、发展我们的教育理想。
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从事“乡土教材”的编写工作，我想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遇到我遭遇过的问题。我的这些经验教训或许对他们有参考价值，而我自己能够做的工作，却越来越有限了。
我把目光又转向新农村建设中的教育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问题。
我的这种转移，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我看来，教育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和西部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认，农村教育人才的培养问题，也还没有进入大学教育改革的视野，农村教育事实上是中国教育一个最薄弱的又是关键性的环节。既然认识到这一点，就有责任为之大声疾呼。我对自己说，应该做“雪中送炭”的事，而不是“锦上添花”。另一方面，关心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小学教育，也是一种期待和奢望：或许正因为不被重视，正因为落后，反而存在着某些应试教育所没有完全占领的空间，为进行理想教育实验提供某种可能性。这也可以说是“后发展优势”吧。
也就是说，我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同样怀有进行教育实验的企望。但我很清楚，在这个领域，我已经不太可能参与直接的教育实践，而只能作一些思考。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充当“吹鼓手”。在我看来，首先需要确立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与西部开发中的战略地位：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人的问题，教育是决定新农村建设、西部开发的制约性因素。同时，对农村教育问题应有一个全面的观照与规划。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教育问题。
首先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教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村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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