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超过50位省部级高官被查处，副国级以上官员4人，范围涉及党政军、人大、政协、国企等多领域。北京、吉林、上海、浙江、福建、西藏、甘肃、宁夏、新疆等9个省份暂没有省部级官员被查的官方报道。
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连续通报多起领导干部违纪案例，形成了对腐败的高压态势，然而到底有多少“老虎”“苍蝇”被拍到？这些“老虎”“苍蝇”分布在哪些地域、领域？是何身份、有何共性？
数读中纪委“打虎拍蝇记”
今年最受关注的案件，莫过于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三个“大老虎”的落马。从6月中旬到7月底，短短45天时间内，三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物因为违纪而被查处，充分阐释了何为“法无例外”。这凸显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从地域分布看，山西成腐败重地，其次是四川和江西。北京、吉林、上海、浙江、福建、西藏、甘肃、宁夏、新疆等9个省份暂没有省部级官员被查的官方报道。
从该数据产品中可以发现：2013年中纪委通报被调查官员总数一百余人，而到2014年数量则提升至五百余人。
在2013年8月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小高峰，落马官员的数量级从之前的个位数跃至两位数，而这时正是十八大后第一轮巡视即将结束的时候。2013年12月，四川板块颜色特别深，这一月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原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以及成都技术品质监督局局长孙建成、南充市蓬安县县委书记袁菱(女)等接连落马。2014年4月份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被通报官员达五十余位；直至7月份，一直高位“运作”，平均每个月被通报官员数达四十余人；8月份到达第二个“高峰期”，也是2014年被通报官员最多的月份，整个月达七十余人。8月29日，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十二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3名省部级官员被宣布落马。8月23日，山西省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及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落马。整个8月，被舆论解读为“山西官场地震月”。
滑鼠滑到今年6月，6名省部级以上“老虎”落马，成为十八大以来打掉“老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在这些“老虎”中，杜善学与令政策两名原省部级官员，创纪录地在两分钟内连续被通报落马。在6月30日一天之内，有4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被开除党籍，这一速度再次创下纪录。
2014年，中央巡视上演了“升级版”，巡视量更大，从去年的两轮增加到今年三轮。还添加了有针对性的“专项巡视”。除了对地方的“常规巡视”，其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纳入“专项巡视”，如复旦大学、科技部、一汽集团等。不仅深挖，还会杀“回马枪”。
最高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立案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7,235件35,663人，查办案件人数进一步上升。在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的1.3万多人中，99.8%被作出有罪判决。据介绍，今年以来，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查办和组织指挥办理的省部级专案已达20件，是历史上最高纪录。
贪腐最高危人群：“50后、60后”、厅局级
在数据产品中，以2014年6月到12月被通报官员共319人作为对象，按年龄段和级别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50后、60后”、厅局级成为贪腐的最高危人群。其中，“50后”和“60后”分别占比近五成和近四成，厅局级占比达到2/3。
据媒体报道显示，从今年1月1日至12月12日，中纪委网站一共公开通报了486名落马官员，在这些官员中，既包括了周永康、徐才厚、苏荣这样的正(副)国级“大老虎”，也包括了33名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还有350名厅局级及100名县处级官员，而细细一算就会发现，厅局级干部已经成了落马官员中不可或缺的“主力”了，占总数的七成以上。打“老虎”须与拍“苍蝇”互动
实际上，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是党内特殊利益群体的基本构成，两者之间并没有性质的差异。当下对于干部队伍中贪腐分子做“老虎”和“苍蝇”的区分，主要基于职级的高低。副部级以上高官一般被称为“老虎”，厅局级以下的则被称为“苍蝇”。如果从反腐手段或技巧上比较的话，“打老虎”和“拍苍蝇”显然会有所差异，苍蝇拍是拍苍蝇最好的工具，但用它肯定是拍不死“老虎”的。媒体上也曾有一些关于“老虎”、“苍蝇”谁危害更大的讨论。应该承认，民众固然会为打掉一只只“大老虎”叫好，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尽快拍死与他们距离最近、接触最密切、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的“苍蝇”。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打“老虎”体现为反腐败成效的宏观尺度的话，那么，拍“苍蝇”就体现为反腐败成效的直观尺度。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是像有的媒体所分析的那样：尽管成功拿下周永康和徐才厚等“大老虎”，但真正的考验是中共能否清除低级别官员中的严重腐败。与此同时，认为“拿下周永康等‘大老虎’或许真是相对容易的部分，拍死成千上万的‘苍蝇’才是中国反腐的真正挑战”的观点，不能不认为是又一个误判。惩处高层腐败与清除基层腐败同样不易，同样是真正的考验。
如果从方法上加以比较的话，与打“老虎”相比，拍“苍蝇”是万万离不开群众的参与的，这恐怕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一个重要原因是保护伞的支撑。几乎每个“老虎”身边都有一群“苍蝇”在飞。赖有“老虎”的庇护，有的地方和单位已经形成牢固的既得利益群体，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到不死人不解决的地步。将拍“苍蝇”与打“老虎”作二元化的理解有一定的根据，但在反腐败的实践中必须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大小贪腐分子往往都有长期的经营，形成自下而上的利益链条，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懂得这一点，就可以从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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