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92 年南巡谈话时曾经警告：“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事实上，邓小平对“中共未来的危险主要来自于左”的警告至少反复郑重地提了三次，足见其重要性。虽说这一忠告对中共这个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马列主义政党而言，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极其重要的警示意义，但是最近党媒喉舌及中共官僚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传递的信息，却不得不令人担忧----邓小平预言的“左”的危险已初现苗头。
最令人警惕的“左”的苗头是党媒《红旗文稿》近几个月来不断大肆鼓吹“阶级斗争”。9月末，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刊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国仍处于阶级斗争生死博弈的时代，不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内范畴，阶级斗争是永不熄灭的。紧接着在10月中旬，《红旗文稿》刊发《求是》原副总编刘润为《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再次宣传阶级斗争，认为专政是阶级社会的特定产物，中国是不可否认的阶级社会，因此不能用法治代替专政，上“普世价值”的当。而在不久前的12月中旬，《红旗文稿》发文《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集中倾向》，以近乎直接点名的方式批茅于轼、任志强、孙海英利用微博反党。
由于《红旗文稿》的党媒背景，以及文章作者王伟光的中国社科院院长的特殊身份，这一系列文章在公众看来，就显得颇为令人担忧，甚至恐怖。如果以王伟光和《红旗文稿》的粗暴阶级观来划分，那么在今天的建设年代，谁是要被专政的阶级敌人？马云这样的新型资本家是不是以“无产阶级”标榜自己的中共的敌人？任志强这样与政府宣传“唱反调”的国企领导是不是阶级敌人？大量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网民是不是阶级敌人？按照《红旗文稿》的思维，恐怕他们都是。但事实上，很显然，他们任何一个都不是所谓的需要被消灭的“阶级敌人”，而是先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分子。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已经进入更趋多元包容的现代政治模式，中国也正致力于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应该及早告别一元僵化思维。中共作为执政者，首先要在意识形态上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否则其执政手段必然会陷入粗暴、僵化的误区，尤其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更会更不上时代的步伐，显得陈旧落伍，如果任由这种“左”的苗头蔓延下去，中共自身，也会遭到是否能建立现代的治理体系以及是否能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质疑。
另一个需要警惕的“左”的苗头是，近2个月来出现的中国高校“反右”倾向。今年11月，《辽宁日报》发表《老师，请不要这样将中国》专题文章，在这一系列专题中，该报派出的各路记者卧底多所高校的各科讲堂，将教师的“不当言论”一一记录在案，并登报猛轰。同一时期，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守田因“这样讲中国”受到处分，被警方逮捕而后取保，学校禁止他继续讲授宪法课程。官媒《环球时报》也顺势刊文称就是要砸了自由派老师们的锅。如果说《辽宁日报》的高校调查形同“文化特务”，犹如当年抓捕右派的高密打手，那么王守田的被捕以及《环球时报》的发声，则令社会各界开始真的担忧“反右”是否会重返中国。
众所周知，不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右，均是中国的历史悲剧。然而，比历史灾难更危险的是中共长久以来“宁左勿右”“左更保险”的陈旧思维，而这种思想又曾经拥有绝对的正当性，使其尤其难以改变。在中共执政前，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一个革命党，它的任务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革命党的思维中，“左”和“右”在严重程度的定性上就有本质的区别， “右”被认为是根本性的立场错误，而“左”则仅仅是方式、方法的错误。正是由于对“左”和“右”的不同定性，使得“左”在众多官僚政客眼中显得比“右”安全，从而逐渐形成了“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
从官媒喉舌最近的一系列表现可以看到，中共在自身定位上显然还有很大失误。虽然已经成为执政党多年，但许多官员、宣传工作者仍难以摆脱当初革命党的思维模式：既不能正确认识今天的多元社会，也不能认识到左才是当前改革的最大阻力。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不仅邓小平吃过“左”的苦头，认识到“左”比“右”更危险，而且习近平及其父亲习仲勋也因“反右”和“文革”的悲惨遭遇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不至于使“反右”和“文革”在中国重演。然而仍需注意的是，即使中共领导人有这样的认识，但中共官僚体系下的宣传部门不断对“左”、对“阶级斗争”的鼓吹也仍旧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困扰，造成社会对中共的误解。事实上，这种误解已经普遍地产生了。在《红旗文稿》一再鼓吹“阶级斗争”之后，尤其是发明“微博反党”的说辞之后，舆论各界充满了激愤与失望，为了应对这种情绪的反弹，党媒《环球时报》不得不专门发文将中共的执政理念与《红旗文稿》划清界限：“《红旗文稿》在发稿方面有比传统党刊高得多的自由度，它指责谁‘反党’，与党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做同样的宣布是不一样的。”
可以看到，如果任由“左”的声音继续造势，那么不仅社会对中共执政理念的误解将日益加深，而且将对中国政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短期来看，“左”的苗头继续蔓延，将阻碍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众所周知，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推出的60项改革措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广度与深度，而面对这样的改革，中国的时间并不十分充裕，因此本届政府也正以空前的速度与力度推行改革。中国改革的阻力是毋庸讳言的，如果此时任由坚守旧格局的“左”的声音继续造势，难免会为官僚体系中改革的执行者带来困惑，使本应势如破竹的改革变得犹疑不决。
从长期来看，中共在近两年来，好不容易通过铁腕反腐和大力改革赢得了一些民心，如果此时让人们再次看到中共毫不吸取过去“左”的错误经验，不仅会引起人们对过去悲剧的联系，更会使已经赢得的民心被无谓消耗。更重要的是，“左倾”造成民众对中共执政的悲观预期，将造成原本的改良改革派滑向激进派，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成为中共长期执政的危机。
由此可见，虽然官媒喉舌和中共官僚系统的“左”的苗头，并非中共领导人的真实意愿，但肆意放任这种“左”的声音在中国蔓延，却将有可能酿成中国政治的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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