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既悲且壮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
当时，政府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知青下乡补贴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
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林彪事件”爆发后，有的知青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觉得自己充当了一种错误决策的试验品和牺牲品。他们无心独自担起反修防修而在农村劳作终生的殊荣，以为，他们这代人为缩小三大差别已奉献够多，因而提出“落实政策”即返城的要求。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对于上千万的知青回城，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这场运动改写了几代人的命运。
相关链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史
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场引发强烈震撼的大规模迁徙运动，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
“文革”前叫下乡上山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当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下乡上山”，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加强农业生产。
1955年9月，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标志着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在全国范围内启动，1956年那一年，全国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或志愿或被动员加入了垦荒队伍。
整个50年代，中央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进行。1962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
资料显示：至“文革”开始前，全国共有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人，占全部下乡人数的65.6%。
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间，最有影响的当属河北的邢燕子、侯隽和江苏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家耕、邢燕子受邀参加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设的小型生日宴。他们的座位紧靠毛的左右两侧。席间，毛泽东问他俩的文化程度，并多次给他俩夹菜劝餐。侯隽的成长也得到周恩来的关注。他们是那一代下乡知青中的幸运儿。
“文革”时知青上山下乡成了政治运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 工人停产“夺权”，高校不招生，工厂不生产。1966、1967、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没了出路。“老三届”学生大体有1100万人左右，其中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约400万。大量青年学生呆在家里，在社会上游荡，既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又存在不安定隐患。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其后几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相结合，逐步演变成为一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大批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
1966年蔡立坚18岁，是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红卫兵大串连时，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连，途经山西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蔡立坚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的日子很苦。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琢磨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一直到长征队已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告别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办过一系列手续后，1968年3月，她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名新社员。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毕业生，前往内蒙古西乌珠峰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起程的那天清晨，他们汇集到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画像，宣读了誓词，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内蒙大草原的红卫兵。1968年2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55名红卫兵摘下袖章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首都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大量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及一些受运动冲击的“专政对象”??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知青政策调整
不再统一动员下乡
“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吃不饱饭，疾病医疗没有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仗权势拉关系走后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风，还出现了一些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各地都存在，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1973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读了由在毛身边作翻译的王海容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文字悲凉处，毛泽东潜然泪下。写信人是福建莆田县的小学教员李庆霖。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的生活困境，揭露了地方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作为知青家长，他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罢来信，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的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汪东兴，并叮嘱从他的稿费中代他取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其实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耳闻，李庆霖的信引起他对知青问题的高度关注。
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这次会议对知青政策作出重要调整，明确了城镇中学毕业生中，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等，不动员下乡。在保护下乡知青权益上，采取建知青点、青年队、集体农林场的办法改进插队方式;改善知青生活，保障知青享有招工、招生、征兵、提干权益;纠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对残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坚决法办。
1973年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文化大革命”10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与1980年的全国城镇人口1.91亿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与“知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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