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官媒“很忙”，军报在微博上问孙海英“基督教信徒能演好优秀共产党人形象吗？”而党报则批韩寒郭敬明“过火的营销方式误导消费、混淆视听。”
网友们对“军报批孙海英”的回应倒也算“机智”，列举了基督徒为什么不能演好优秀共产党人的理由：基督教徒不会以权谋私、不会贪污腐化、不会行贿受贿、不会弄虚作假、不会胡作妄为、不会欺上瞒下、不会玩弄权术、不会强奸通奸、不会包小三养二奶、不会报销振动安全套……
而孙海英本人则在自己的微博连珠炮的回应炮轰，他一开始回答说：“因为马克思是基督徒，也过礼拜日。这样回答可以吗？”之后又援引法律条文为自己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孙海英还称：“党是人的组织，有好人，也有坏人。我不愿意支持徐才厚那样的人，我愿意表达对好的军人的支持，难道不对吗？”
军报的意见当然欠妥，但孙海英也不见得完全正确。他的真正身份是演员，而随着自媒体日益发达，“孙大炮”近年少有优秀作品面世，反倒经常用舆论“炒作”自己。比如他和夫人吕丽萍在微博里强调“同性恋是罪”，和冯小刚掐架，更炮轰中国戏剧，怒吼“中国已经成文化沙漠了”……孙海英的“政治不正确”像极了这个时代的愤青----如今，“愤青”已被写作“粪青”，表达了人们对那些盲目、愚昧、没有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行的不满。“粪青”的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了。
一种巨大的变化令我们深深困扰：今日之“愤青”，就如同志、小姐、农民这样的词汇一样，随着时空的变幻，正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内涵蜕化，从“心怀义愤的青年”变成“当下喷粪的肾上腺素分泌紊乱人群”。
而韩寒和郭敬明代表的，却是这个时代的另一张脸。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是这个半威权半消费社会，三十余年来一个经济之躯上并蒂莲般盛放的一张脸。
有影评人因为韩寒与郭敬明电影的票房号召力，怀疑传统电影理论已经过时，这显然是没有弄清消费社会的粉丝经济与电影美学之间的悖逆：粉丝们之所以观看电影，不是去欣赏美，而是去朝圣，去磕拜某个特有的符号。对拜符号教的信徒而言，符号就是他们神圣不可亵渎的圣物。无论这个符号中有无内容，无论这个符号里装载的是垃圾还是精品，拜符号教信徒皆会掏钱上香，一往情深的前往。这就是造成当今中国电影市场乱象的根本原因，粉丝是决定票房高低的根本原因，而非电影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一些高票房电影，与电影美学毫无关系，而与时尚、品牌、符号甚至营销手段有着密切的关联。韩寒与郭敬明电影票房的成功，是消费社会粉丝经济的成功，而非电影美学与艺术水准的成功。
显然，对韩寒而言，“方寒之争”是重要的分水岭。“公民韩寒”在这场网络混战之后，丧失了基本的战斗力。他想借影片《后会无期》，摘掉外界与自身一度深爱的文化英雄桂冠，回归至“平凡之路”上，“成长”为一位具有感伤情怀的文艺男中年。
但，这真的是一种“成长”吗？与其说这是一种成长，莫如说这是一种逃遁。从此而后，文青韩寒很有可能就此逃遁至郭敬明的同一阵营，不问世事，闷头发财，偶尔在具有票房号召力的韩式影片里，悲天悯人的体现一下文艺男青年的低层关怀，从此转身为一位时代的缄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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