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学者黄敏兰在《探索与争鸣》上发文，解释了儒家文化和专制的关系。
儒家传统文化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疑被烙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尊儒、抑儒以至反儒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反复。
当下随着“国学热”的升温，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优越性”被一些人不断发掘出来，以至新论迭出，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种观点是儒家文化成功地制约了专制权力。对于这些“新论”，已有不少学者（如袁伟时、易中天、刘泽华、王也扬、张绪山等）从学理上提出批评。
大量史实证明，儒家文化具有两重性----加强王权的层面和制约王权的层面，儒者也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古代帝王正是在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儒家士大夫帮助下，利用儒家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那部分成功地加强了皇权，并且运用手中强有力的大权，成功地抵制了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制约。正因如此，中国的专制权力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强大。
应该看到，儒家文化具有两重性：一种是制约王权的层面，如先秦的“民本”思想，“民贵君轻”思想和“公天下”主张。另一种是加强王权的层面，既有尊君抑臣的思想，也有法律、礼仪等各种制度。然而，对儒家文化如何取舍，主要不取决于儒家士大夫，而是取决于皇帝。文化是软的，权力是硬的；无论如何，是权力决定文化的运行，并决定文化人的命运，而不是儒家学说或学者决定皇帝的思想和行为。由于制约王权的那部分文化严重违背君主的意志，而加强王权的儒家文化非常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不仅是皇帝个人的需要，也是专制政权的需要），所以历史的结局是，制约王权的思想往往不能起作用，加强王权的思想和制度却能发挥极大的作用。最典型的是朱元璋对儒家经典的两种态度。在打天下时，朱元璋对孟子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十分欣赏，因为这一理论可以为他改朝换代提供合法性依据。朱元璋还以孟子的“仁义”思想作为赢取民心的手段，不让手下人滥杀百姓。但是他当了皇帝后，即对《孟子》“民贵君轻”、“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十分反感。一次他边读《孟子》边骂说：“使此老在今日，宁能免耶！”意思是非杀了他不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下令删除《孟子》中85条不合他意的论说，规定这85条不能用于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经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朱元璋竟然能删除经文，充分说明专制权力的威力远远大于儒家文化。朱元璋更多地是利用儒家文化来加强王权，引用《尚书》、《诗经》、《春秋》中的话，警告大臣们谨守君臣之分，“毋擅作威福，逾越礼分。”
在中国古代的政权更替中，儒家文化起了极大的作用，为夺取政权者提供合法性依据。除外族入主中原外，古代的改朝换代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全社会起来造反夺权，即人们所说的“农民起义”，这种改朝换代几乎都是以“汤武革命”为招牌。另一种则是由王莽开启的上层权力更换。刘起釪说：“王莽处处用《尚书》加谶纬来文饰其阴谋活动，把自己打扮成周公的化身，一步步篡位活动都以《尚书》文句为标榜。就使大家觉得他的行动是合于‘经义’的，因而顺顺当当地像演戏法似地篡夺了汉家天下。这是汉代经学中最大的一次成功的通经致用，也就是《尚书》之学在汉代所起的一次有特效的作用。所以说，儒家文化在王权面前让步，才能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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