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个典型的山水江南、鱼米之乡，但地瘠人贫的困境又使得浙江人敢于冒险、开拓进取。当尚利文化蓬勃发展，闻名天下的浙商也就出现了。从明初的第一富商沈万三，到晚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都是从浙江走出来的。灵活的经济形式在改革开放之时大放异彩，形成了盘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
然而，一个模式如果没有变化，迟早遇到“成长的危机”。此时，正是习近平入主浙江之时。习近平可以选择稳住现有模式，也可以选择改革，显然，习近平带领浙江走出了困境，浙江才能连续21年取得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位居中国第一的成就。而带领浙江走出困境的经历亦深深影响到了他日后的执政生涯。
2002年10月，习近平从工作了17年的福建省调任浙江，代理省长职务。一个月后，习近平旋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没想到，一点都没想到。”习近平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如是评价中央这一决定。
当时恐怕谁也不想到，浙江将会成为习近平的发迹地。
浙江虽然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其临海的位置又让浙江罩上鲜明的“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色彩，创新冒险精神是浙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机和创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这些潜藏在浙江人意识深处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苏，造就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使浙江大地在改革开放之后很短的时间内，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农民企业家。
这些小商品、小企业、小地区、小规模聚集在一起创造了大市场、大规模合作、大量生产、大规模经营的“浙江模式”。这种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模式带动了整个浙江的发展，浙江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老百姓富足而安康。这种创新精神、这种“民富省强”的状况，是习近平以前不曾见过的，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福建省的经济状况虽然也不差，但贫富差距明显，《摆脱贫困》是习近平的第一本个人著作，也是在福建省工作多年后的感悟，显然也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然而，这种怡然自得的状态面临危机，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也在全国靠后，浙江经济面临的桎梏越来越明显。浙江人似乎更是陷入了一种“捉襟见肘”的窘迫，施展不开手脚。太过务实的风气让浙江走在前列，却使浙江甚少具有大局观的政客，他们勇于开拓却没有魄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习近平自然可以选择把现有局面稳住就好的做法，也可以放手一搏，全力推动改革。虽然改革有可能是痛苦的，他还是坚持“浙江必须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进行改造。”从此，改革成为习近平的一个标签，这也是其主政中国后，为世人所知道的第一个标签。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习近平重新为浙江把脉，充分发挥浙江的优势，制订出让浙江在经济上与上海一争高低的“八八战略”，一个指导浙江改革发展的高远长策应运而生。这也成为习近平喜欢的一种模式，不是“定数”，而是先“定位”，确定大方向后再解决眼下的“瓶颈和难题”。习近平主政上海时曾说：“转轨时期，你确定GDP啊各个领域的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很少能实现。关键是定位好将来上海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
浙江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经济，它还是民间社会组织大省。
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在许多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比全国先期遇到，比如促进社会公正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如果处理不好，这极容易变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面对觉醒的公民意识，或许还是务实之风的影响，浙江政府没有多做挣扎便选择了转型。
在重新审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后，浙江党政机关放弃了过去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充分发挥企业和公民社会自组织的作用和能力，促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当这些民间社会组织壮大，反过来又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纽带，减免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时至今日，浙江民间社团仍在不断增加，影响力不断扩大，即便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还不够发达，也彰显了社会管治的一个方向。
由农村改革引发的基层民主建设则成为中国民主发展另一道亮丽的风景。市场经济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治的温床，在社会的要求和压力之下，浙江出现基层政治改革创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不断拓展和深化。台州的温岭已经成为了一个典范，从政府与民众直接对话的民主恳谈会，到更加制度化的政治改革，民主协商已经成为温岭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创新离不开省级政府的领导，欣喜的是，政府甚至容忍了温州一个自发性监督政府的网站并接受其监督。在习近平主政期间，温岭模式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这也与其注重民生是一脉相承的。在浙江这个富有活力又蓬勃发展的地方，习近平将历经河北、福建、浙江的经历融会贯通，执政理念成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法治的理念推进工作，扩大基层民主，发展民主政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如果归结一下，就是“和谐浙江”、“平安浙江”、“法治浙江”。
如果联系到当下，不难发现，习近平主政后的用人、法治观、协商民主、整风、深化改革都与浙江有着多多少少的联系。他也毫不掩饰对“浙江模式”的推崇，在他转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他还带领上海党政代表团到浙江去学习“浙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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