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在回忆录中称：“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1〕。曝光钱信莎事件的来龙去脉，并称“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对此，作家余汝信撰文《“钱信莎事件”释疑 》指出，冼这一段话，前一句是准确的，后一句不准确，钱不是小头头，而是二医大造反派的第一号人物，大头头。
为什么会有“钱信莎事件”？这就须由“二医大造反派”说起。
冼恒汉因“钱信莎事件”被扣上陷害军委领导叶剑英的罪名。图为中共九大期间，冼恒汉（右一）陪同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
一、“红纵”造反前史
所谓“二医大造反派”，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简称“红纵”。文革初，二医大干部子弟多，得风气之先，造反甚早。这“红纵”是军队院校中最早成立、也是总后系统院校乃至全军院校最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2〕。
1966年“红八月”，“红纵”组建于沪上。据钱信莎后来交代，8月下旬，张春桥接见了钱信莎等，表态支持“红纵”派人到北京上访。上访队一行十人由钱信莎带队，到京后经全军文革同意并通知总后文办解决食宿问题，又同意他们住进总后机关大院内。经串联，上访队协助成立了总后系统内后勤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和总后机关“红色造反团”两大造反派组织，加剧了总后机关的动乱。
1966年9月中旬，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全军院校来京参加国庆检阅。9月下旬，二医大的大部队到达后，总后负责人令上访队归队，上访队不从，总后部长邱会作决定：强行归队，如不执行，以军纪论处。9月25日，邱与饶正锡（总后副部长）在总后办公区指挥了二医大对上访队的围攻，将钱信莎等从总后大院中抓了出去，在大部队内部看管起来。9月27日，由学校领导主持，二医大学员在其临时住处后勤学院召开“民主辩论大会”。大会过程发生混乱（“红纵”的对立面说是“红纵”故意制造的），“红纵”趁乱抢走钱信莎等人。抢人时钱的衣服被撕破，皮肤被抓伤（对立面说是“红纵”故意撕坏的）。被撕坏的衣服，还有一封血书，被送至全军文革办公室，又由当时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送到了钓鱼台。
10月1日，“红纵”核心成员、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就“红纵”被总后邱会作等负责人“镇压”一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告御状”。这一状告准了。据刘志坚回忆：“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3〕。
陶斯亮的告状，无疑加速了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进程。10月5日，毛泽东同意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下发。《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这些话，体现的都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思维。
《紧急指示》下发当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来京串联的军队院校十万人大会。叶剑英在大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刘志坚的回忆，将其与次日在同一地点张春桥的宣读混淆了，不过，刘志坚如下回忆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1966年11月，北京相继发生了多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有些来京学员到各军种、兵种机关和总部，不分日夜地轮番地要求领导接见，要求解答问题。如不接见，有的‘造反派’就静坐、写血书、绝食。还有的‘造反派’把一些领导同志，如许光达、崔田民等揪到旃坛寺国防部大门外来，把装有文件的铁柜也抬来，诡称文件柜里藏有镇压学生的‘黑材料’，非要‘全军文革’接见不可”〔4〕。
二医大“红纵”，就是冲击、揪斗的姣姣者，遂成为军队院校著名的“八大造反派”之一。
《紧急指示》下发的前一天，“红纵”就已听到风声。10月5日上午10时，“红纵”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学校的文革运动由“红纵”领导；学校的一切权力由“红纵”行使；学校的原有领导干部由“红纵”集中办学习班。10月8日，江青在军事博物馆接见了“红纵”勤务组全体成员。据悉，这是江青首次接见军队院校造反派代表。
11月5日，“红纵”以总后党委拒绝交出院校文革中的有关材料为由，封闭了总后司令部保密室，并称其“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二、“打倒邱会作”
“红纵”批判的对象，除本校当权派以外，主要是总后的领导，尤其是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5〕
从《紧急指示》下发后的10月9日到11月17日，邱会作天天处于“红纵”车轮战式的连续批判之中，不能正常工作。批判的时间，是每天晚上七时左右直到次日早晨六时。大约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又派人来向邱“提问题”。这样的批判，大约连续了一个月，主要是批判邱“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对院校搞摸底排队”，“没有将海医研究所的领导关系立即转到二医大，是分裂造反派力量的阴谋”、“要求承认‘红纵’是革命左派”等。11月17日，邱会作在后勤学院礼堂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大会批判中晕倒在会场上，总后文革办公室人员将邱送到301医院抢救，“红纵”还派人跟到医院，叶剑英遂将邱送到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休养。
1966年12月底，“红纵”大部回到上海。翌年1月中，中央文革认为军队的文革搞得冷冷清清，遂由张春桥建议，江青批准“红纵”大队人马再次来京。1月19日下午，邱会作接到新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的电话，徐以军委副主席名义命令邱立即下山，回总后参加运动。在回总后途中，叶剑英派秘书赶来劝阻，邱称：已经牵涉两位元帅了，为了叶帅，我也要回去！
邱一到总后机关大院，即被造反派包围，“红纵”将其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关了起来。从第二天晚上起，每晚都要对邱“审讯”，每次时间都在四个小时以上。
1月23日、24日一连两天，“红纵”等造反派在总后大院大操场批斗邱会作。
24日上午的批斗会，由主持，邱一被押上台，钱即将邱的领章帽徽扒掉了。一个大个子走上前去，一拳打在邱的胸前，邱侧身倒下，大个子又将身上已经流血不止的邱拉起来，给邱挂上一块二十多公斤重的铁牌子，要邱双腿跪下，施行“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打倒镇压群众的凶手”、“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万岁”、“向造反派致谢”（又称“喷气式”）等七八种严酷的体罚行为。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的邱会作，当天下午趁看管的人不在，在地上检了个纸烟盒，用嘴咬着一个铅笔头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了一封求救信，交总后保卫队人员、邱原来的警卫员蒋平安送出给邱的小孩，转送到通信兵后勤部胡敏（邱的老伴）处。据说，邱的信于当晚12时才送到林办，惟此前晚上9时多，林办已得到消息。叶群当即持林彪、陈伯达的亲笔信到总后，从造反派手中解救了邱，将邱送到翠微路五号院。在五号院，叶群向邱会作宣布：“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救你的。这里是杨代总长暂时住的地方。现在你就在这里休息，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叶副主席早已有安排。”
1月25日晚上，叶剑英派西山工作人员在警卫车护送之下，将邱接回西山邱原来养病的房子。叶剑英、聂荣臻和西山工作人员在宿舍门口等候，当工作人员将邱由车上抬下后，叶等各人流下热泪。翌日下午，刘伯承到邱处看望。
邱会作被叶群解救之后，“红纵”仍不甘罢休。1月29日，由“红纵”领头，总后各造反派组织派人到三座门三号全军文革办公室静坐，以对全军文革实质是对军委施加压力，坚持要揪出邱会作。
2月1日，徐向前接见在三座门静坐的“红纵”等九名代表。徐向前在讲话中按中央、军委的统一口径，力保了邱会作。徐向前称：“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下面只好执行，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如刘志坚搞三点黑指示，下面的这些人都执行了，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6〕2月4日，“红纵”出版的《红色造反报》隐瞒了叶群1月24日晚到总后大院的主要目的，发消息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叶群同志说，我们认为你们红纵是很革命的组织，我们支持你们，向你们学习”〔7〕。
同一期的小报还刊载了《邱会作的滔天罪行》一文，称邱“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推行刘少奇的黑货。在组织上，搞宗派，任人惟亲。在生活上腐化堕落，荒淫无耻。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8〕。
然而，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力保的对象，“红纵”打邱的种种言行，也就必然全是无用功。
三、“红纵”后史
2月8日，陈伯达到三座门接见了“红纵”及总后机关、院校其他造反派代表。陈伯达说：“你们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了，我们没来看你们，很抱歉。我希望大家回本单位去，在大街上不好，回本单位去，回学校去，有问题可以到那里商量。在这里吃不好睡不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安心。”陈伯达还表示：“我是保护你们，也保护邱会作，不是没有原则的保，我保他的同时，也就是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呆下去不好。”〔9〕
对于造反派来说，陈伯达讲话比徐向前管用。陈伯达现身讲话之后，在三座门静坐已有十天的造反派也就散了。
3月30日，总后大院的混乱局面有所控制，邱会作的身体也有所恢复。这一天，周恩来率陈伯达、江青一干人，领邱会作回总后工作。周恩来在当天召集的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力挺邱：“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是一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10〕周恩来还说：“同时，也希望邱会作同志现在又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长期的工作，远的不说了，就是我们解放以后和平十七年，后勤工作可以说，有三个时期，初期是刚开国，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虽然作政府工作几乎也是大部分时间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别在后勤支援方面管得多。那个时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杨立三同志，恐怕是你们第一任的后勤部长，那就是解放后，这位老战友那是病故了，他对后勤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在抗美援朝上说是尽了很大力。今天在座的还有跟他同事的嘛。这是我相当熟的那个三年多。后来，彭德怀回来了，他管国防部、军委，那时任何人都不能过问的。主席的话他都不听嘛，所以我们就没接触了。先是黄克诚，后是洪学智，那时就是开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钱，要东西就是了。那是一个长时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会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军委，那么我们的关系又密切了，协作了，要需要部队支援的，可以说，只要党啊，政府啊一要求，总是支援的，你们做后勤工作，都会感觉到嘛，都会想的到嘛，支援了许多，所以这点，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所以，在工作上也有个比较嘛。因为鉴定一个同志的全面工作，也还得跟别的比较，跟好的比较，跟坏的比较。对立面有个黄克诚，洪学智。那么一样好的，但是他超过杨立三同志，因为他时间长，杨立三同志时间短，成绩也超过他，因为现在管的方面大，而现在管的不仅仅是我们解放军嘛，我们解放军现在扩大的，已经包括许多工程部队都进来了。”〔11〕
打邱不成，3－4月间，“红纵”打道回府，返回上海。小部分如钱信莎等仍留在京活动。
应该指出的是，“红纵”批判的对象虽主要是总后领导尤其是邱会作，但又不限于此。“红纵”从1966年12月起就参与“斗争罗瑞卿”的活动。1967年中，“红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简称“斗罗筹”）的主要成员。5月12日，由其参与联合发起，召开了批斗罗瑞卿大会，陪斗的有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原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苏振华（海军政委）、刘震（空军副司令员）、宋烈（原公安部队副政委）〔12〕。
1967年“五一三”事件，是军队文革的一个转折点。“五一三”之后，曾经支持军内造反派的全军文革基本停止活动。8月，代替全军文革主管驻京单位、院校文革运动的军委看守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成立，类似“红纵”这样的军内造反派组织失去了靠山，迅速走向了消亡。四、“钱案”与叶剑英及其他
冼恒汉说，钱信莎1968年毕业分配到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的第四医院工作，未几，总后来人审查钱，并要兰州军区协助看管。后兰州军区在军委办事组施压之下，接下“钱案”，“九一三”事件后解除审查。
冼恒汉又说，文革后分别任兰州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萧华、韩先楚将“钱案”作为“冼家帮”要“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即叶剑英的主要罪证，写在冼的审查结论里，“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13〕
冼恒汉没有说清楚的是，钱信莎与叶剑英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审查钱信莎暂且不管对错，原意是否牵涉到叶剑英？
钱信莎的父亲钱益民，是参加过长征的江西老红军。从红军时代起，一直在政治保卫部门工作。抗战爆发后，曾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保卫部科长，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锄奸部副部长，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说起来，也是四野的老人。建国后，历任四野暨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工作部副部长，文革初期，任湖北省计委副主任。钱益民的女儿、钱信莎的妹妹钱玲戈，文革中期嫁给了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说白了，钱信莎就是叶剑英二儿媳的姐姐。
文革结束后，在湖北地方宦海沉浮多年的钱益民重返军队，由地方一位厅级干部擢升为副大军区级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时国防工办列入军队编制，任副主任的还有叶剑英的女婿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等）。钱益民的升迁是否与其亲家的提携有关？旁人不便妄自猜测，况且这些都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客观地说，钱信莎受审查，与叶剑英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其一，钱信莎受审查时，钱玲戈与叶选宁恐尚未成婚，且审查者十之八九并不知道钱信莎与叶剑英有如此七拐八拐的“亲戚”关系；其二，前文所述，在1967年叶剑英是站在邱会作一边的，对邱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叶并没有站在“红纵”的头头，他未来的“亲戚”一边，支持“红纵”甚为过激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叶剑英对邱会作是有救命之恩的，邱如知道钱与叶家的关系，想必也会对钱网开一面吧？
“造反有理”缘自于毛泽东1940年代的一段“语录”，文革初又为毛再三倡导。多少热血青年，在伟大领袖的召感之下为之冲锋陷阵，名曰“用鲜血和生命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966－67年，多少青春生命将文化大革命视为盛大的节日。钱信莎等年轻女军人的造反行动，应也可作如是观----主要责任，应归之“伟大领袖”。而对邱会作等老干部来说，文革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们决不会反对毛泽东，但确难以理解那一场“大革命“。更重要的是，总后机关这样的军事重地，如何能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乱冲乱闯，搅得天昏地暗？总后一旦乱了套，如何向中央、军委交待？况且对邱来说，最窝火的是钱信莎等人背后的全军文革、中央文革，以后邱等人对张春桥之流的极其反感，恐怕也因此而来。
造反潮退之后，对钱信莎、陶斯亮等“红纵”头面人物（陶斯亮在陶铸倒台后淡出了“红纵”），总后开始也没有太为难她们。她们仍然穿军装、有军籍，按正常分配渠道到对口单位工作。钱分配到兰州军区西宁第四医院，陶斯亮分配到甘肃临夏第七医院。据说，钱信莎比较自负，对文革中所作所为一直不检讨，至1969年，总后才对其组织了专门的审查组，在全国清查“五一六”时，对她进行了隔离审查。
钱信莎当然不是什么“五一六”。对钱信莎的审查，不排除有总后另一派即保守派及老干部在重新掌权后借机找钱出气的因素在内。当年被斗得趴在地上几乎丧命，今天有机会可出出气，即使如邱会作这样的高级干部，想必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是否就如冼恒汉所说：“‘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窃以为也未必。由于有明确的政策规管，“出气”还是有限度的。冼恒汉说军委办事组执意要兰州军区将钱信莎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恐言之不实。军委办事组真要抓住钱不放，第一可不予分配，留校看管；第二即使已分配，也可收回由办事组直接审查，无须假手他人。冼说兰州军区后来在办事组压力下以军区党委名义将钱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而办事组未批，这究竟是兰州军区在压力下所为还是军区自己所定？冼是否为自己开脱而将责任推给军委办事组（否则军委办事组为何不立即批复）？值得探究。
无论如何，钱信莎当年确实在总后闹了个天翻地覆，捅了个很大的马蜂窝，这在总后机关人所共知，一点也不假。保留了她的军籍，给她分配了对口的工作，内部审查审查，要她认个错，这对比起以后地方上查“三种人”，把造反派头头关进监狱判刑的做法，总后对造反派的处理相对来说，却也算是比较宽容的了。本文无意对钱信莎们当年的所作所为作任何价值判断。惟今天即使“黄吴李邱”的案子还未翻（长远来说，应该有翻过来的一天），也总不能说钱信莎们当年横扫总后的造反行动就是正确的。（2008年5月）注释：
〔1〕〔13〕冼恒汉：《风雨八十载》（冼玲的博客）。
〔2〕本节内容，参考了二医大“红纵”出版的《红色造反报》、《红色风暴》，后勤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出版的《燎原》及当事人的回忆。
〔3〕〔4〕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页253－254。许光达，时任军委装甲兵司令员；崔田民，时任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
〔5〕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当事人的回忆。
〔6〕《中央首长讲话》（2）（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翻印，1967．3），页15。
〔7〕〔8〕《红色造反报》第6期（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报》编辑部，1967．2．4）。
〔9〕同〔6〕书，页66－67。
〔10〕〔11〕《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翻印1967．4），页303－304。
〔12〕《斗罗战报》第1期（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编，1967．5．20）。
附录：冼恒汉自述：《风雨八十载》----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一个头头。1968年毕业分配来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市第四医院工作。
分配来不久，总后勤部有一个叫陈昌洪的干部率领两个人，持有当时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亲笔批示的介绍信来兰州军区，说有重要问题要向军区主要领导当面直接汇报。因我当时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就由张达志司令员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陈昌洪在汇报中说，第四医院的钱信莎有重大问题，要求兰州军区派人派车协助他们把钱信莎从青海抓来兰州关押。并说，案情的审查完全由他们负责，兰州军区只负责派人看管，不能让死了、跑了，也不准问及案情。按照他们的要求，军区在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车协助他们连夜到西宁四医院把钱信莎押解来兰州，关押在军区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专事看管，由陈昌洪他们开始对钱的审讯。
由于陈昌洪一行人在审讯过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为，并明显有打骂、虐待等发生，致使钱信莎对立和抵触情绪很大。对此，看管人员向军区有关领导作了反映，有关领导对陈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请他们注意政策。但因为他们自恃是上面派来的，对军区领导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还认为是“同情反革命”。经过半年多审讯，陈昌洪一行回北京向军委办事组汇报。
1970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钱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的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兰州军区。我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对他们这种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这个案件，理由是，事情发生在二医大，前段由总后专案组审查，兰州军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请他们向军委办事组反映这个意见。于是，他们返回北京汇报。
再次来兰州时，他们带来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批示件，坚决将此案移交兰州军区，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准留下军委办事组的所有批件。对此，军区有关负责同志产生了怀疑，觉得军委办事组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将来一旦出事说不清楚，便坚决要求他们将详细案情移交清楚，并将军委办事组的批件留下，否则，军区坚决不接收。
陈昌洪等专案人员见军区态度如此坚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案件作了一般性介绍，并将所介绍内容的有关档案材料留下，至于军委办事组批示件只同意给留下复印件，原件仍要带回北京。
经过反复争论和协商，军区只接受对他们所移交案情材料有关内容进行核查，其它问题军区一概不加过问，最后的定案处理由军委办事组审查决定。就这样，在以军委办事组名义的高压下，兰州军区不得不将“钱信莎案件”接收下来，组成了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成克仁为组长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对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了调查核实，但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到什么有关“军委领导”的问题。在讯问中军区专案组没有发生逼供现象，这一点钱信莎本人也承认。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多次催要军区上报材料，并几次电话说明军委办事组领导同志的意见，要我们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军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根本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她虽有些错误，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极左”的过火行为，构不成“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军区专案组电话向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讲明兰州军区党委的意见后，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答复：军委办事组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按“现行反革命”定罪，并以军区党委名义书面正式上报。在此压力下，我们无奈，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明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军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这个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批复。
1971年“九一三”前几天，陈昌洪等人又突然来兰州，对军区的报告只字未提，只说要将“钱案”收回，由他们自己负责审查，并要组成“联合审查组”，由总政、总后、二医大、兰州军区派人参加，由总后负责。军区对他们收回“钱案”表示欢迎，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提出不派人参加“联合审查组”，因为不了解情况，参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总之是想尽快摆脱此事。
正在同总后来人协商之际，还未正式办理“钱案”移交手续，“九一三”事件发生，黄永胜等人也被抓起来了，北京来人匆忙返回，从此，“钱案”再无人过问。
“九一三”后，我们军区几个常委在一起讨论，都觉得“钱信莎案件”从始至终都是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名义一手操纵审查的，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现在黄永胜既然倒台了，就立即向军委写报告，建议解除对钱信莎的关押。
报告送上去后还未等批复，军区就先将钱信莎释放，改为办“学习班”，并向她传达了林彪事件和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的情况，让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委的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样，一直等到11月初，军区见上边迟迟没有动静，便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
“钱信莎事件”是“结论”硬强加给我的所谓“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据。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
利用“钱信莎事件”硬强加于我一个“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既叶剑英同志的罪名，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并太不实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钱案”是兰州军区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负责审查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黄永胜等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过钱信莎整谁？他们始终未向兰州军区透过底。对于“钱案”，我和张达志同志以及军区其他有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并千方百计进行抵制，但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下级的兰州军区来讲，毕竟顶不住上级用军委名义强压下来的指示，我想，兰州军区党办和军委有关机要部门应该还保留有当时的多次往来电话记录以及有关的上报材料和备忘录，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我们确实谁都不知道钱信莎是叶帅亲戚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把矛头指向叶剑英元帅，这个结论未免下的太武断了吧！曾作过总政主任的萧华应该很清楚，我们党内斗争多，各种不同时期都有中央的犯人被押解到基层看管，兰州军区条件艰苦，地处边疆，更是如此。这些上面来的犯人，我们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义务，根本没有过问的权力，有很多人从来到走，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萧华作总政主任时期我们这里也来过总政的犯人，难道这也要由我们负责？都要记到我们帐上？
“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但这并不是我造成的，也没有兰州军区的责任。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韩先楚和萧华，说话办事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思想已经得到统一，我们党也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各种混乱，那么，利用混乱年代所造成的混乱事端又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那岂不更是错上加错吗？
“钱信莎事件”，不把罪责挂到林彪反党集团头上，反而挂到兰州军区和我的头上，这岂不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了了吗？这岂不是告诉大家，林彪反党集团抓人无罪，而我们释放了人倒有罪了？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帮助黄、吴、李、邱开脱罪责吗？
“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但是萧华、韩先楚却将“钱案”作为所谓“冼家帮”要“阴谋陷害敬爱的叶副主席”的主要罪证写在“结论”里，以此来挑唆激怒叶剑英元帅对我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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